㈠ 苗族是不是顺水民族
2014年4月24日，我作为中国四川省兴文县苗族寻根园的特邀贵宾出席该园的开园仪式，尽管这是我第七次来中国，但却是最让我心灵感动和震撼的一次，这是一个为我和其他客人寻根访祖建造的园，以隆重的宗教色彩和热烈的社会仪式欢迎我们一行来到祖先居住的这片土地，仪式举办的目的是把我们纳为九姓苗寨的成员。
我们乘坐的车在川南丘陵蜿蜒的山道上飞驰，阳春四月，春深如海，杜鹃飞鸣，路旁的菜花豆花竞相开放，山窝的稻田荡漾着浅浅的绿浪，人们三三两两在田间劳作；公路上，卡车轿车摩托车并肩奔驰，一幅万马奔腾的景像，使人感到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我们到达时，当地人站在寻根园门口迎接我和其他贵宾，新建的大门上写着欢迎我和其它客人的标语，许多长者站在大门的入口处，入口大门正好位于寻根园所建的山脚下。门口的少男少女们托着盛满酒的碗唱着敬酒歌向我们敬酒，年轻的他们代表着下一代的希望，每位客人至少要喝完一碗酒之后才准许进入大门，通向寻根园的大门离山脚不足半里路，我非常高兴和欣慰地看到大门所展现的一切。
这天天公作美，阳光明媚，暖意融融，我下车走向大门，用苗语向迎接我的各位长者问好，包括兴文县苗族经济文化促进会的杨永华副会长，他是这寻根园建造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在那里专门迎接我们并陪伴我们一起入园，我在走向大门的过程中优雅地喝了少男少女们递给我的拦路酒，然后谢过他们进入大门，一路上，我同站在大道两旁的孩子们握手问好，其它客人也跟随着我兴致勃勃地走向寻根园，接近山顶时，映入眼帘的是两张大型的传记海报：一张是专门为我，另外一张是为其他贵宾的；还有两幢新建的面朝北的宗祠，寻根亭面向东方，几块还没有揭幕的石碑和一根摇钱树矗立在园的东边，南边是一个舞台和举办节庆活动的空地，还有展厅（包括美国苗族生活和艺术方面的展示），祭祖堂和寻根亭就位于舞台后面，周围村寨的山水美景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当地官员陪着我走到预期准备好的正式开会坐的第一排，县民宗局的李成亮主持介绍到场的官员和贵宾，包括兴文县的副县长黄永富，兴文县苗族经济文化促进会的会长李国文、副会长杨永华和其它有关人士；参加开幕仪式的人很多，当地官员在讲话中谈到建寻根园的目的，以及当地政府为之付出的努力，作为一名特邀嘉宾，我也简短讲了话：对大家的付出和邀请表示感谢，盛赞建此园对于我毕生探求历史认同的深远意义。讲话结束后，接下来是参加为我们这些客人精心准备的石碑揭幕仪式，为我准备的那块石碑引用了我关于苗族的撰文：简述苗族五千年在这个星球上的奋斗历程。另一个仪式是种摇钱树，苗语是Ntooj Nyiaj Ntoo Kub(摇钱树)，这是本地苗族人的古老习俗。接下来是几个最重要的仪式：第一个是最扣人心弦的欢迎回归故里（家园）的仪式，包括好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进家之前最隆重的喝酒仪式；第二步是由一个长者唱着欢迎归家的欢迎歌曲，紧随其后的是一个芦笙师吹着芦笙引领客人回家，芦笙师领着一群少女护送着每一位贵宾先从放在地上的几个大筛子上走过，径直走到祠堂的前排座位上，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我们回到祖先居住地之前，我们先要清洗或净化，因为我们已经离开祖先好几个世纪，途经很多国家和历尽无数艰辛。
在走到客人座位的过程中，长者们热情地欢迎我们，落座后，长者们递叶子烟给我们抽，这是苗族热情好客的一种传统。接下来的仪式是将白绳系在我们的手腕上作为欢迎和祝福，这一点是从美国苗族那里学来的，帮我们系绳子的人还顺便送我们每人一个礼包，里面装着特定数量的人民币，那个数字寓意着对客人的美好祝福和期望。归宗欢迎仪式结束后，又引领我们拜祖，我们来到了祭祖堂，那里供奉着等待揭幕的祖先蚩尤像，我们确信苗族的祖先蚩尤在古时候建立过自己的王国，揭幕之后是向祖先敬食和酒，鼓笙齐鸣，我们向老祖先三鞠躬：第一鞠躬祈求祖先保估我们家庭安康人丁兴旺；第二鞠躬祈求保估我们“蒙”（苗族）人繁荣昌盛人才辈出；第三鞠躬祈求人间和平天下友好。所有这些仪式活动由一位祭师主持，他用锣和牛角卦与祖先的神灵交流。活动仪式结束后，我们应邀享受午餐，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享受一个能容纳五百人同时进餐的“长桌宴”，宴会在寻根园的山脚下举行，新铺好的路就是专门为这次寻根活动修建的，作为寻根园的一个组成部份，这条路正式命名为“五百人长桌宴大街”，宴会包括传统的苗族食物或者又叫“九大碗八大盘”。参观宴会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和来自临近县区的苗族群众、文艺工作者、九姓苗寨的村民；寻根园就建在九姓苗寨的村子里，当每个人都依次入座后，兴文县的副县长黄永富首先致祝酒辞，标志着宴会正式开始了，大家在浓浓的亲情中尽情享用丰盛的饭菜，紧接着唱歌，敬酒就开始，人们互相敬酒，年轻的敬年长的，基层官员敬他们的上级领导，在宴会期间，一群拿着芦笙的年轻小伙和年轻美女来到贵宾面前表演助兴敬酒，小伙子们表演完一曲芦笙舞后，美女们就开始向客人敬酒，就象传统规定的一样，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敬酒是敬资深官员和宴会的主人。
午饭后，我们寻根团开始参观访问九姓苗寨，我们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感受和体验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一路上，我们参观了九姓苗寨的刺绣、编竹篮以及其它艺术品和生产工具的制作，我们寻根团的成员也情不自禁地像当地人一样吹芦笙，但水平远远逊色于他们，他们能够吹奏包括迎接客人的迎宾曲，葬礼上的哀曲，即使是高难度的婚礼乐曲，他们也能熟练地吹奏，我和我的团队与乡亲们度过了整整一个愉快的下午，在回寻根园参加晚会之前，九姓苗寨为我们提供了丰盛的晚宴。
晚会包括时装展、音乐舞蹈表演、苗族农民的日常农活展演，最为精彩的莫过于被烟花和舞蹈包围的“篝火晚会”。这是一个精妙绝伦的难忘的夜晚，我们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和慷慨热情的接待，九姓苗寨奉献出他们的土地并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造寻根园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和失散已久的亲人，此情此境，使我们心潮澎湃，亲情和“根”，让我们远涉重洋、翻越千山，在这里团聚、回归，九姓苗寨的亲人们这份深情和美好用意怎能不使我们心潮逐浪、情海滔天呢？
作为一位移民后人，回家一致索绕在我的心头，为了确切地弄清楚我的祖先究竟在哪里，我一次次踏上这片土地，对“蒙”（苗族）人的历史探索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一直是我生命的一个组成部份，即使找到祖先非常困难，但不是不可能。当九姓苗寨把寻根园建成后欢迎我们回家时，虽然事实是九姓苗寨的乡亲们也不知道我的祖先究竟在哪里，但我这种寻根的冲动和追寻还是告一个段落。 2008年当我第一次踏上兴文这块土地时，我的心和他们的心就无意中就连在一起，我们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彼此认同，也是这一年，在我搜寻了解我的历史过程中，我就发现九姓的乡亲们是那样的友善、慷慨和好客，而且还完整地保留着苗族的语言和文化，这和美国极为相似，我忽然感到我和他们连在了一起，好像是我的祖先指引着我来到这里似的；就这样从那时起，我继续着我的寻根之旅，我来的次数越多，我们这样或那样连在一起的关系就越紧密，这一定是冥冥中注定的，与他们是同一个祖先的命运和同一个族群的成员，正如苗族谚语云：“竹深同林，树大同根”。
2013年晚些时候，我接到中国大陆杨永华先生的电话，杨世居九姓苗寨，现为兴文县苗学会副会长，他告知我打算修建寻根园以方便我和其它海外苗族人回国寻根。2014年早些时候，他再次打电话给我，工程已经开始启动，想同我商量择一个日期举行开园仪式活动。因此这一历史性的寻根时刻终究成为现实，这种具有象征性和标志性建筑园在中国乃至其它地方是极为罕见的，兴文县领导的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以及当地政府慷慨努力、九姓苗寨乡亲们的慷慨奉献才使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成为可能。
兴文县位于中国西南云南、四川、贵州的交界地带，一九三五年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过兴文，让兴文的历史更加引人注目。兴文虽然地处边远，但文化多样，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很丰富，拥有五十多万人口，苗族是最多的少数民族，兴文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比如烟草，还有煤业和其它矿业，除了一些服务行业以外，兴文还有其它小规模的产业，比如建筑业和酿酒行业，兴文也因闻名遐尔的“杯子、棺材、竹子、石头”而广为人知——意思是这个县的经济发展很大部分依赖于酿酒业、旅游业等，特别是蜀南竹海，覆盖海拔600米 到1000米 不等、120平方公里的面积，过去曾经是影片“卧虎藏龙”的拍摄现场，还有历史长河中消失了的“僰人”悬棺（这个族群四百多年前被明王朝的军队赶尽杀绝了），天泉洞是中国最长的天然洞穴景观，闻名天下的石海地质公园是中国十大自然奇观之一，游客来此旅游的中心主题之一是苗族文化，包括一个苗族博物馆，祖先图腾柱，节目表演场，苗王宫，很多苗族文化节庆如花山节等都在上面提到的场所举行，为当地人和旅行者提供文化方面的享受和展示，也是苗族文化保护的一种方式。
兴文农村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年轻人一代到城里打工，将挣得的钱寄回到家里，不仅养家糊口，也发展了当地经济；年轻人往往离乡背井到大城市打工，仅仅是一些重大节日或丧葬嫁娶之类的事才回家看看。兴文县过去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非常边远的县份，现在从宜宾机场乘坐轿车就可能直接到达，从云南的昭通市和贵州的贵阳也可以直接到达，一条高速铁路正在拟建筹划中，若建成后，兴文和其它如上海、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将连成一体，主要机场和铁路为带动兴文的旅游业发展和土特产出口到其它省市提供了可能。
除了到过四川的兴文、叙永、古蔺、巩县、筠连，我还参观访问了云南、贵州、四川交界的一些县份和城市，据说三省相邻的人们都能听到三个省的鸡鸣，简称“鸡鸣三省”。这一带是中国地形最险峻最恶劣的地区之一，人们被汹涌的江河、陡峭的山岩隔离，一个当地官员告知我，直到两年前，他才从一本苗族人访美写成的书中得知美国有苗族。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经过这一地区，他们说这是苗族的领地，当时这些地方的苗族非常穷，他们发现地里干活的苗族人连衣服都没穿，女性在家中没有来，因为她们没有衣服，他们写道：一条裤子几个人穿，谁出门谁穿。红军还注意到这里的苗族人的主食是包谷，没有其它食物来源。红军嬴得了许多苗族头人的认可，很多苗族纷纷报名参加红军；红军长征在这一地区留下了永远的足迹。在古蔺县的一个正式宴会上，主人指着一个盘子对我说：“这盘野菜就是当年红军吃的，自那时起，我们就把这道菜作为我们必吃的一道菜”。我同时被告知红军当时经过威信时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之所以很重要是它确立和提升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领导地位。有趣的是，这个地区的苗族人自称“蒙”，他们操着苗族的西部方言，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语言和美国的苗语有口音差异，但总体上是一样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几百年前苗族从这一地区迁移到广西和云南南部，他们的后代越过边境进入越南，他们中的一些在18世纪晚期或十九世纪早期到达老挝，在之前的几次访问中，我发现广西的苗族和越南大部分地方的苗族方言与西方的苗族（包括美国）几乎是一样的。我所访问的苗族使用Qhua Yawg Qhua等与他们的支系相关的姓氏，这与二十世纪早期老挝的苗族和越南的苗族非常相似，相信这些苗族姓氏与苗族的起源有关。这一地区的地形主要是山区，垂直的悬崖，狭窄的山谷，触目皆是深山峡谷，置身其中就像是在画中游一样，这使我想起1993年一位中国老人告诉我“官有万兵，我有万山”的苗族谚语。这一带冬天和早春都很冷，五月份气候凉爽，四月份晚些时候，当我乘车穿越四川古蔺、叙永的崇山峻岭间时，随处可见的雾和偶尔的雨都让我感到阵阵的冷意，我乘坐的车载我穿梭在两县的群山丛中，这是苗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居住地带，层层的梯田和山间错落有致的房子提醒人们，这儿的人勤劳、智慧、勇敢、朴实，依山而耕，顺水而作，创造了富有山区特色的农耕文明，高海拔不适合稻作物的生长，因此这里只适合种植包谷、薯仔、烟草、荞麦和其它高原作物。
一些贵州的苗族官员也参加了古蔺县的欢迎仪式，他们自称“蒙”，其中一位来自莫山县的干部还是一位芦笙师，他即兴表演了娴熟的芦笙舞。2009年，我带领一个国际学术团体访问黔西（贵州西部）。2014年五月初，我还专程访问参观了贵州威宁的石门坎，这里曾经是英籍牧师伯格理布道、生活、去世安息的地方，柏格理（1864-1915）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曾让很多苗族人皈依基督教（很多“阿卯”的苗族，苗族的一个次方言支系），他还为苗族创办学校，创造苗文，也称柏格理苗文，直到今天，这种文字还在苗族的信教群众中使用，伯格理在1915年与世长辞，他的陵墓就建在他生前居住、传教和教学过的山上，研究柏氏的学者告诉我，柏格理嬴得当地人的拥护，他不象其他人一校对待苗族，他平等地对待苗族，与他们同吃，穿着草鞋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甚至鼓励苗族保护包括芦笙在内的文化和传统。
在云南，我访问了两个村寨，其中一个是“阿卯”的苗族村寨，约有五六十户人家，聚居在一个缓坡上，他们是从更高的地方迁来的，房子修得还比较好，自来水入户，大多数人家有电视机，但是总体上看还没有更多的家产；另外一个是“蒙”的苗寨，那里山表水秀，木头房子多，比较古老，我和他们进行了交流，很友好，很坦诚。在盐津两个“阿卯”的村里，我遇到一些官员，与他们就滇东北地区的苗族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流，这里的苗家很穷，就象其它地方苗族一样，他们的年轻人去大城市打工，然后把钱寄回家里，这些年轻人就是我们熟知的“流动人口”或“打工族”，据估计，在中国约有两亿人属于这个群体，仅仅在上海就有一万余来自云南和其它省的苗族打工青年，他们在工作和居住的城市成为流动人口。为应对2008年美国潜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注入巨资为流动人口提供临时就业的机会，增加打工族和他们家人的经济收入。
云南省的一部分苗族村寨通了水泥路面，他们的小孩也方便接受教育，也似乎从中国经济繁荣中受益，新建的房子随处可见，有些村寨还是政府异地搬迁项目计划的一部分，把苗族从高山上迁到平地地带安家落户。
在三省交界的县市访问了三个星期以后，我离开昭通去昆明拜会熊玉有先生的和那里的苗族学生，我早在1988年就认识熊玉有了，他当时是云南省民委办公室的一名官员，现在是云南民族大学的一名兼职教师，同时还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在拜会云南民族大学的苗族学生时，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如人口贩卖问题，很多华人青年男人去越南诱骗那里的女孩，花言巧语地叫女孩子跟他们去中国完婚，谎称让她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心动的女孩就会跟这些男人骑上他们的摩托车穿过不设防的中越边境，然后男孩就把女孩卖给没有结婚的中国农村男人作老婆，大部分这些事情都是地下交易，没有人得知这些女孩的下落，但还是有些案子暴露了，因为逃走的女孩不懂汉语，而且和他们的父母失去联系，有时警方会请熊玉有参与帮助翻译，他说这类事情越来越普遍了。性别不平衡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的，中国的父母普遍重男轻女，估计有两千万男性仍然是光棍，这些单身汉和他们的父母愿意付高达两万美元的现金买一个女人作为老婆。由于区域或方言差异，部份苗族学生更能理解我的苗语讲话，有的很熟悉美国苗族的口音，因为他们有美国苗族的各种碟子，他们很想了解美国苗族的情况以及如何准备上美国的大学，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回答了他们就如何在美国生存、全球化、二十一世纪与苗族等问题。讨论过后，苗族俱乐部的学生会成员与熊玉有和我一起在昆明的一个饭店进餐；在吃饭期间，我们继续讨论，我分享了他们进大学之前的农村生活，他们中有些同学居住在很边远的地方，必须帮家里干农活和照顾弟弟妹妹，他们对贫困体会很深，有些父母要到城里打工养家，部分同学靠奖学金在学校生活学习，他们也深知自己是能幸运上大学的人中为数不多的人，他们的伙伴都因成绩欠佳和经济困难与大学无缘。
为圆满结束我的西南三省之旅，我特别点了一盘Cej（苗语），也就是荞麦饭，荞科的一种，它是先辈们不得已时用来防止饥饿的食物，高山地区土地贫脊，不能种谷物之类，因而只能种苦荞，即使没有足够的养份和肥料，这种作物都能在酸性的土质中生长，先辈们在不同的土壤中种植谷物、玉米等。我点的这盘苦荞提醒我出身卑微贫寒，勾起我记住先辈们所生活的土地，这是过去我理解历史和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方式，同时还提醒我三省的同胞们如此热情地接待我，他们倾其所有拿出最好吃好喝的食物招待我。
总之，我一直想知道这个民族是如何在任何一种环境中生存的，不管是盛产稻谷的平地或与世隔绝的高山，农村或城市，在贫困的老挝或高度发达的美国，我这次在云贵川三省的寻根访问中找到了答案，尽管大部分苗族同胞的经济状况比毛泽东革命时代的先辈们的情况好，但他们中的大部份在中国的今天整体上还很贫穷，而且处于封闭状态。主要原因是他们缺乏得到良好的教育，通畅的信息，商业谋生的市场和现代生存技能，苗族就象巨石上的松树，暴露在所有气候的环境中历经风雨洗礼，因为有希望，它们不会枯竭；它们不会消失，因为坚韧、适应和强烈的认同！
作者特别感谢为此文细心审阅和校对的爱达·包尔博士和李礼博士，还要特别感谢他访问中国时热情接待过他的许多苗族同胞和各级官员干部，他将永远记住他们的慷慨和好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