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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我是流氓，看见漂亮的女生就会流口水，然后心里会想入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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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真的很想知道那些靖康之难被金人污辱充妓的那些女性在当时是什么感受有写她们当时心理的书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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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难”是北宋灭亡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着眼于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对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研究很少涉足。除何忠礼先生的《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注：《文史》第39期，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王曾瑜先生的《宋高宗生母韦氏》（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608～62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两篇文章对其中个案韦氏进行过研究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总体的揭示和研究。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中古时期，女性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书中有关女性的记载都是经过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选择过后的结果。为了掩盖“靖康之难”中大量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及在金国为奴、为娼的屈辱历史，减少执行投降政策的压力，南宋高宗禁止私人修史；而传统史家为“尊者讳”，在史书中极力回避这一问题，如《三朝北盟会编》中虽然反映了民间女性所遭到的金兵侮辱，有关宫廷和宗室女性的遭遇却不见记载。尽管官方数据极力掩盖、回避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披沙拣金，仍能在残存的南宋人笔记中找到可以信赖的史料，由南宋人确庵、耐庵编定的《靖康稗史》就是一本被人长期忽略、极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其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五种笔记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宫廷宗室女性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其内容可与《宋史》、《金史》互证，且能补正史之不足。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宋、金双方的记载，作者们大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1](p2)由于该书不属于传统史学观念认定的正史范畴，其史料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立足于对这些尚未开发的史料的甄别使用，力图廓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一、被掳宫廷、宗室女性的类别、人数、年龄
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围京城到靖康二年四月张邦昌伪政权建立前，宋徽宗、宋钦宗及北宋官员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斡旋方式保留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金国）准免道宗（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河（黄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附加条件是：“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2](p136)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以上协议，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军营寨输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24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离不）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后，“战栗无人色”[2](p139)，斡离不下令奴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却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全部押往金营外，还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经嫁人的宫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竟“自置钗衫、冠插、鲜衣”[3]（卷七七，p584），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5000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以胜利者自居的金军从选送的5000名女性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2](p139)，当然，被淘汰的2000名女性应属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体虚弱等原因不便带走而已。
由于无法满足金军索要的金银数目，宋徽宗和皇室成员也没能逃脱这场噩运：二月初七日中午，在金军元帅粘罕、斡离不和上万名骑兵的严密监视下，宋徽宗率妻妾、子婿妇、女奴婢从皇城络绎而出，经内侍指认点验后，“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2](p141)。在交接过程中，金兵对其行李也进行了严格检查，凡金银玉帛“不许带往南熏门交割”[4]（卷十五，p948）。随后一些躲藏在民间的宫廷、宗室女性也被金兵陆续搜出，除了死去的女性需要特别注明外，任何与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哪怕是年仅一岁的儿童都在被掳之列。据《靖康稗史》之三《开封府状》所保存的少量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女性资料统计，这些女性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
最终金人选定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妃折钱加倍，共折合金13万4千锭；嫔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共折合金22万5千5百锭；族姬1241人，共折合金24万8千200锭；宫女479人、采女604人、宗妇2091人，共折合白银158万7千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白银66万4千2百锭；贵戚、官民女3319人，折合白银33万1千9百锭。以上妇女共折合金60万7千7百锭、白银258万3千1百锭。[6](p122)即便如此，除去已经缴纳的金银数目，北宋政府还欠金人“金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锭、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6](p121)。这11635名被出卖的女性分别被关押在青城寨（原大梁城南5里，今开封城南）、刘家寺（今开封城外东北）两个金军大营。
二、关押在青城寨、刘家寺女性的遭遇
从被送入金军营寨的那一刻起，这些女性就开始遭到金军将领的蹂躏，她们被迫更换舞衣，给金军将领劝酒，稍有反抗就被当场斩首。二月七日晚，3名女性被斩首示众；1人因不堪侮辱，用箭头刺穿喉咙自杀；另有3名贡女拒不受辱，被金兵用铁竿捅伤，扔在营寨前，血流三日方才死去。斡离不指着这3名女子的尸体警告王妃、帝姬要以此为鉴，否则同样下场。他们还强令福金帝姬安慰、说服刚到的人梳妆打扮、更换舞衣，供金军将领享乐。不久，保福、仁福、贤福3名帝姬和2名皇子妃被折磨而死。在金军将领强迫宋徽宗参加的宴会上，斡离不向宋徽宗提出把富金帝姬嫁给设也马（真珠大王），遭到宋徽宗“一女不事二夫”的拒绝。粘罕不胜恼怒，竟下令在场的金军将领每人拉走两名女子，任意发泄。[2](p155～156)为了满足金军将领们的淫欲，斡离不甚至下达了“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2](p154)的命令。
金军将领如同分配牲畜一样瓜分这些特殊的战利品。在第一批被押解到金营的妇女中，“国相（粘罕、斡离不）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2](p139)，其后随着宫廷、宗室、贡女的陆续到来，除选定贡女3000人以外，金国朝廷“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二帅侍女各一百人”[2](p154)。到金军撤离，粘罕、斡离不领人观看从京城搬运北宋皇宫的器物时，身边已是“左右姬侍各数百，秀曼光丽，紫帻青袍，金束带为饰”[3](p623)。同时，分赃不均也引发了金军将领的内部矛盾：万户赛里指使千户国禄都投书帅府，申述他的弟弟野利已经和多富帝姬定情，要求元帅府归还多富帝姬。两位元帅听后勃然大怒，将野利斩首。[2](p160)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哥哥尚富皂，起因也是因为尚富皂奸污了陆笃诜抢来的宗室妇女。[2](p170)在金军将领的淫威之下，“各寨妇女死亡相继”[2](p156)。
也有个别王妃不甘接受这样的屈辱，与金军将领发生争执。斡离不理直气壮地说：“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王妃争辩道：“谁所卖?谁得金?”斡离不回答：“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该王妃还幻想自己身分尊贵，不在受辱之列，“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斡离不反诘道：“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在金军血腥残暴和皇帝懦弱无能的现实下，这位想捍卫贞节的王妃最终也“语塞气恧”[2](p174～175)，只能忍气吞声、任人摆布。
三、押解途中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的遭遇
据《宋俘记》记载，从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被分作7批押往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途中历时1～2个月，除忍饥受冻、风餐露宿外，她们既要克服身体的特殊状况（月经或怀孕），而且随时还会遭到押解官员的骚扰和侮辱。
《青宫译语》完整地记载了第二批押解女性从东京出发到上京的全过程，从她们的经历可以比照其它六批女性的遭遇：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韦妃（宋高宗的母亲）、邢妃（宋高宗的皇后）、朱妃（郓王之妻），福金、嬛嬛两位帝姬和两位皇子在真珠大王、千户国禄和5000名金兵的押解下北迁。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因“坠马损胎”[7](p177)。四月初一日，她们与宝山大王押解的第三批女性宋钦宗的朱皇后和朱慎妃等人会合。四月二日，行程途中，国禄先后猥亵朱妃、朱皇后，随后与嬛嬛帝姬同骑一马。盖天大王见色起心，杀国禄，弃尸于河，妄图霸占嬛嬛帝姬，被真珠大王阻止后，又把凌辱的矛头指向邢妃，“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7](p178)。十一日到达真定府（治??长填词歌咏，逼迫朱妃、朱慎妃为他们填词演唱。两人无奈，就填词哀叹自己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其中一首为：“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7](p179)四月十九日，真珠大王强娶富金帝姬为妾，大摆宴席，邀请北宋后妃参加。四月二十九日，真珠大王押解韦妃等先行，与盖天大王分别，盖天大王“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7](p182)，对这些女性仍心存觊觎。从燕山登程以后，进入沙漠，路绝人烟，金人日行150里，壮年男子都感到疲于奔命，这些女俘们更是苦不堪言。过兔儿涡（今辽宁北镇县境内）、梁鱼涡（今辽宁新平县东南）沼泽地时，尽管她们躺在骆驼、马匹两侧的兜袋里，衣服也全部湿透，“地狱之苦，无加于此”[7](p185)，以致人皆病困，直到十几天后到达乌舍（今吉林农安县东北）时，病者才死里逃生。然而，等待她们的是更悲惨的命运。除富金帝姬等4人被赐给真珠大王为妾、陈桃花等4人赐给真珠大王为奴婢外，韦氏、邢氏等18人被遣送到洗衣院。
由于史料缺乏而不能进行完全统计，从第一批押解的情况可以大致看出有大批女性死于押解途中：第一批被押解的人员中有宗室妇女3400多人，她们三月二十七日从青城寨出发，由于途中“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十人九病”，[8](p198)有1500名妇女在途中死亡。[9](p244)四月二十七日到达燕山时，仅存妇女1900余人，死亡率为44%，到达上京的死亡率应在50%以上。至于民间贡女，其处境更是惨不忍睹。固新押解贡女3180人、诸色目人3412人从青城寨出发，四月初八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由于连日下雨，贡女所乘的车大多已经破漏，她们被迫到金兵的营帐中避雨，结果遭到金兵的轮奸，以致“多*毙”[8](p194)。被掠者每日以泪洗面，而金军将领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8](p195)。
四、总体结局
这些女性在途中受尽屈辱和折磨后，最终到达上京。她们被强行遣送到洗衣院、御寨或分给金军将领，有的甚至沦落为娼。金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1128)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朱绩因不接受赏赐，竟被粘罕处死。[8](p206)
天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宋宫廷的后妃及宗室女性们经历了她们北迁以后最耻辱的一幕。作为战俘，金朝皇帝命令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后、皇子和宗室妇女改换金人服饰，拜谒金人的祖庙。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8](p209)。发送前，金国统治者再次命令20名医官对暂不发送的94名宫眷“孕者下胎，病者调治，以备选进”[8](p211)。从字面看“洗衣院”好像是洗衣的机构，其实不然。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第二天“并蒙幸御”[7](p191)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供金国皇帝消遣的场所。由于当时南宋与金处于交战状态，金人将韦氏、邢氏送入洗衣院以示对宋朝皇帝的侮辱。在异族统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面对金朝统治者的野蛮暴行，作为战败民族女性的代表，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的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后救活，她“仍投水薨”。[8](p209)在所有北迁的女性中，朱皇后最具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刚烈行为其后还得到了金人的褒扬。金世宗下诏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8](p217)，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这无疑是对徽、钦两位皇帝和大多数女性苟且偷生的最大嘲讽。
宋徽宗在世的21名公主中，除死于刘家寺的保福帝姬、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3人外，富金帝姬被真珠大王强迫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聘为妾，剩下的16人中没入洗衣院的9人、遣送到各大营寨的6人、云中御寨者1人。[9](p274～278)
宋徽宗的皇后皇妃5人，郑皇后和其它3位皇妃一同和宋徽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伊兰县），韦氏流落洗衣院。嫔位的31名女性中，4名移居额鲁观寨，4名移居萧庆寨，3名移居葛思美寨，其它20人随宋徽宗第四批北行，3人生子，其余人员情况不明。其它封号的108人中，其中婕妤、才人、贵人、美人41人，先入青城寨，跟随第五批北行，曹小佛移居葛思美寨，到燕山以后，新王婕妤等5人归宋徽宗，其余35人居燕山御寨，至上京以后此35人又被分散，奚拂拂等10人入洗衣院，莫青莲等21人分别入斜也、讹里拐⒋镪恪六^母、希尹、兀术及诸郎君寨，邱巧云等4人死于途中。至于国夫人、郡夫人、夫人封号者67人，李春燕被金人赏赐给张邦昌，陈桃花等4人归真珠大王寨，郑佛保等4人归宝山大王寨，霍小风等2人归高庆裔寨，郑巧巧等2人归余覩寨，王猫儿等4人归兀室寨，费兰姑等4人入娄宿寨，沈金男等2人归刘思寨，韦月姑等44人第七批北行，途中死亡11人，其余33人归云中御寨。[9](p254～261)
除柔嘉公主随宋钦宗至五国城外，其它29名皇孙女，死于寿圣院及途中的14人，过沼泽地时被水淹死的4人，没入洗衣院的6人。剩下的5人中，肃王的女儿玉嫱被封为帝姬，景王的女儿嫁给了韩昉的儿子，益王的女儿嫁给了克锡的儿子，其余2人下落不明。[9](p284～285)
宋钦宗1后1妃，朱皇后死于上京，朱慎妃随至五国城。10名有封号的姬妾，其中4人入真珠大王寨，卢顺淑等4人入宝山大王寨，郑庆云等2人到燕山以后归宋钦宗，流落至五国城。另外作为奴婢封职的27位，其中6人途中淹死，1人自刎，2人病死，顾顽童等3人归宝山大王寨，杨调儿等2人被赏赐给真珠大王，朱淑媛等13人入洗衣院。[9](p263～266)
34名皇子妃中，第二批北行者5人，3人发配到洗衣院（其中高宗皇后邢氏、田春螺死于洗衣院，朱风英后至五国城），1人配真珠大王，1人封绍兴郡夫人。第三批北行者1人，先入宝山大王寨，后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梴。第五批北行者28人，入洗衣院者9人，其中4人于天眷十三年迁往五国城，另外5人死于洗衣院；被遣送到各大营寨者10人，赐给伪相国李浩为妾者1人，另外8人无考。可见，在34名皇子妃中，除8人下落不明外，绝大多数女性仍然被遣送到各大营寨（12人）和洗衣院（12人）。
史书留下的有关宗室记载，惟有燕王赵俣、越王赵偲、义和郡王赵有奕三支。其中燕王妻至五国城，妾2人入洗衣院，儿媳4人、女儿及孙女6人中，只有女儿赵飞燕被封为次妃，其余下落不明。越王赵偲，妻殁于韩州；妾2，1殁于燕山御寨，1殁于洗衣院；儿媳6人，女儿3人，孙女1人，其中女儿檀香入宫为夫人，儿媳陈艳入兀术寨，其余下落不明。郡王赵有奕妻殁于道。[9](p286～288)由于宗室女被没入洗衣院或分给参加侵略战争的金军各级首领，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金国一个铁匠竟以“八金”的价格买下一位兼有“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三种身分的女性。这些女性“甫出乐户，即登鬼录”，[8](p199)命运大致相同。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对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瓜分中，获益最多的是金朝统治者。首先是金朝皇帝，占有被送到洗衣院和各大御寨的女性；其次是发动战争的军事贵族，粘罕、斡离不在离开北宋都城前身边女性已达百人以上，到上京以后，他们又参与了对押解到上京妇女的再分配；再者是参加战争的各族军事首领，据以上有限、具体的数字统计，遣送到各大营寨的女性：额鲁观寨4名，萧庆寨4名，葛思美寨4名，真珠大王寨11名，宝山大王寨12名，高庆裔寨2名，余覩寨2名，兀室寨4名，娄宿寨4名，刘思寨2名。
随着南宋抗金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宋金议和的进展，这些被掳女性的处境稍有改变，少数宗室女性被召入金国的皇宫，也有一些女性嫁给了金国贵族，还有个别女性作为金国的友好使者远嫁异域，如在金国出生的全福帝姬嫁给了西夏国的李敦复。就整体而言，除了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伴随宋徽宗、郑皇后、邢氏的梓宫南归的宋高宗的母亲韦氏外，其它女性全都留在金国。正隆六年(1161)七月完颜亮南侵之前，杀掉辽朝后裔耶律氏和宋朝子男130余人。此时距“靖康之难”已30余年，从年龄上推算，这些女性大多已经在30～50岁之间，最小的也在30岁以上，她们或已客死异乡，或已人老珠黄被人抛弃了。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战败国的女性成为占领者的战利品和蹂躏的对象，她们不仅要承担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还要承担身体被辱的身体痛苦、受人歧视的心理压力，胜利者为了掩盖暴行而篡改历史，亡国者为了掩盖屈辱而隐瞒历史，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在历史记载中就这样被忽略了，而资料的缺乏又使得这一历史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遗忘。
㈤ 古代女子宫邢是什么
有, 腐刑又叫宫刑，它是中国古代五刑之一，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执刑人用刀子剜掉受刑男子的睾丸，对受刑女子同样是破坏其生殖机能。总之，这是一种对人格施以极大侮辱的惩罚。 一、什么是宫刑 “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所谓蚕室，据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也许是最早的无菌室概念），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这就是说，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宫刑又称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宫刑又称阴刑，是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刑。称为椓刑，见于《尚书·吕刑篇》，“椓”据《说文》释是以棍击伐之意，据马国翰《同耕帖》载，古有椓窍之法，谓用木棍敲击女性下身，以破坏其生育机能。 二、宫刑的由来 宫刑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在《尚书》中有几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例如《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今出土的周鼎金文字中有“仲宦父鼎”，文曰：“中宦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尚书·吕刑篇》中有“宫辟疑赥，吕刑篇罚六百锾，阅实其罪”语；又云：“爰始淫，为劓、刖，椓（即宫）、黥。”又云：“舜典五刑，宫。”《慎子》一书有：“虞五诛，以艾毕当宫。”《周礼》则云：“夏宫辟五百。”从以上记载看来，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如《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三、施宫刑的目的 据考证，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伏生书》传更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后的事，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对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的惩罚了。而且，再从五刑的排列来看，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生殖器崇拜的影响，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传说中的尧舜，大致是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一夫一妻制逐渐确立，所以宫刑在那时开始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宫刑的最初作用，只限于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这在人类的婚姻制度刚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宫刑的施刑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与初意完全不相干的地步，成为镇压平民和思想异己者的一种严酷手段。这种扩大始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至迟到周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西周时受宫刑的罪名已相当多，而且受刑对象是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至于奴隶主贵族是“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不剪其类”就是不绝他们的后代，奴隶主贵族即使犯了当宫之罪，也只服椓刑，即将犯人剃光头发，锁住颈项服劳役，“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可见，古代的刑罚带有多么鲜明的阶级性。宫刑施用的范围到了后世越来越大，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国，秦王处以宫刑，罪名是“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已经用危害国家的罪名处人以宫刑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造阿房宫筑骊山时竟发隐宫刑徒70余万人服劳役，这里的“隐宫”是指宫刑，这70余万人中已受过宫刑的人肯定是不少的。 四、宫刑的发展 秦朝是由于残暴统治而迅速覆亡的，继之而起的汉王朝从本质上看也好不了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遍。汉景帝时，就虽规定某些死刑可由宫刑代替，汉武帝生性残酷，在他的统治时期，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司马迁因为汉武帝询问看法时说了真话，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这就是被处以宫刑；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东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从法令上又扩大了宫刑的范围。大臣、官吏稍微违背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要受此酷刑，平民百姓受这种酷刑蹂躏的人肯定更多了。到了南北朝，宫刑仍在不断实施。特别是北魏对宫刑的施行更有明确规定，据《通志》卷十六载，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所以在北魏时宫刑一般多用于被认为是谋反大逆者的子孙。例如《魏书》卷九十四载平季被处宫刑，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和尚一起企图谋反而被牵连的。受宫刑者的罪略次于死刑，即使对他们赦免也被作为奴隶送交官府，例如北齐后主曾发恩一次，把原来当受宫刑的人，普免作为官奴。 从以上历史看来，宫刑的施行范围虽然扩大了，虽然不仅仅是惩罚被认为是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作为镇压反抗者的一种残酷手段，但仍与性有一定的联系，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从而断子绝孙。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实是十分严酷！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与精神的目的，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他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仍然要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不想再活下去了。施用这种酷刑，不能不引起历史上一些正直人士的反对。着名的如东汉时的陈忠、孔融，三国时魏国的王朗等，他们都力主废除宫刑以及其它一些残酷的肉刑。但是，也有一些人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旨意，死抱住宫刑不放，如和孔融、王朗同时代的钟繇、陈群就是如此。到了隋朝开皇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在以后历代的刑制上不见这一条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到明、清。 例如，唐朝的安禄山曾阉一个叫猪儿的人，血流数升，差点致死；后来，安禄山也被猪儿切腹而死。“初，猪儿出妻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慧黠。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禄山壮大（肥重三百三十斤），每着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玄宗宠禄山，赐华清宫汤浴，皆许猪儿等入助解着衣服。然终见刳，猪也。”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阉割为奴的内容。在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2000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随便。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记》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媪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到了清朝，有所谓“闺刑”，即一些在刑制上没有明确列出条目的酷刑，其中也难免没有宫刑了。 五、宫刑的操作 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
㈥ 女人稍微一勾引就流水，水特多那种，我怎么才能让她过瘾呢，普通体位太滑，不太有快感，求帮助！
水多也是好事情啊，你可以顺利的插进去啊，要是感觉还是不好，你可以从后面插入。或者是女上势。立体式会让你更爽的。你可以试一试。插一段时间停一下，这样你可以延长插的时间，让她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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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见到漂亮女人小弟弟就流水是什么病
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上讲，是正常的，不是病，楼主可以放心。
因为年轻，精力旺盛，看到漂亮又穿着性感的美女，小弟弟分泌出白色透明的液体是正常的，看到漂亮穿着暴露的美女小弟弟翘不起来不流水，才是不正常的..........
㈨ 古代女囚最怕受到什么样的刑罚
古代统治者显然深谙此道，能够使女犯被社会普遍耻笑的办法，在自商代就已经形成“穿衣文化”的，还有什么比让女犯暴露身体更能降低其社会评价度的呢?
古代史上统治者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莫过于对女性施以裸刑了。在“穿衣文化”的世界观形成后，人便开始以裸体为耻了，裸形处决在夺去犯人生命的同时也在贬低他的身份，侮辱他的人格，尤其是把女犯的衣服剥光后处刑，除了贬低其身份之外还额外起了一个羞辱的作用。
妇女的地位一向低微，犯下死罪的女人更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将她们裸身处决不但不会认为有伤风化，反而往往为官方和民间所接受。北魏孝文帝第一次在刑法中明令禁止“裸形处决”，可惜传统的力量总是可怕的，这条尊重人权的法规在孝文帝死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之后历代王朝仍然使用去衣裸刑。
古代统治者为何喜欢施女犯裸刑?其实对于一般刑事罪的女犯，如何处死她们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其实是不太关心的，甚至有时也会发点善心避免其受辱，但当他们面对的是对统治权威构成威胁的女犯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
在妇女地位一向低下的，能够对统治集团构成威胁的女性，肯定都是在政治上具备极强号召力的或者是在军事上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人，而且她们在百姓中具有较高的声望，单纯将她们处死，并不能影响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搞不好甚至还会激发人们对她们的同情。因此，对统治集团来说，如何消除这类女犯在百姓心目中的这种影响才是决定对她们施以何种刑罚的核心，施以裸刑，牵扯到人下意识里最忌讳的那个“性”字，无疑是从根本上摧毁其人格形象乃至精神影响的最佳捷径。
历史上着名的农民起义女领袖被俘后，几乎无一幸免。隋末巾帼女杰陈硕贞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率众起义，自封为“文佳皇帝”。陈硕真是当地百姓的崇拜对象，崔义玄在处死她之时将其当众凌辱后才行肢解刑，无非是想摧毁她的形象。(刑肢解时要剥光衣物，对女性要割去双乳，这对于陈硕真来说当然是极大的侮辱)。
清嘉庆时南笼布依族起事反清的领袖王囊仙以宗教形式组织布依族人民起义，民间称为囊仙(布依语，意为仙姑)。于嘉庆二年正月 (1797年)起事，被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岁。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中的黄莲圣母林黑儿被俘后，传说欧美人稀奇一介女流如何能够有如此之大的本领迷惑众人，都想亲眼目睹其真面目，于是他们将黄莲圣母处死，然后用药水浸泡尸体，再运往欧美各州，当成玩物，放在博物馆中任人观赏。(此事缺少佐证，恐是统治者虚构之)。
古代统治者而且还经常会对她们进行“性侮蔑”，这在一些无聊文艺中常见之，比如有关王聪儿，污蔑她在正与部下淫媾时被砍断了脚;在《平妖传》中，胡永儿被捕时正与王则“在床上行那云雨快活之事”;王囊仙被捕时也在同男性同房，所以不及穿衣，赤身出战被擒;黄莲圣母林黑儿说她是“土娼”，称她“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为女匪头目”，甚至具体点出她是“天津侯家后之妓女”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长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使人们在思想上对非合乎礼教的性行为深恶痛绝，在性问题上的丝毫偏差，就足以使“英雄”在其他方面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这一点，对于女性尤甚，足以使其名誉扫地。
古代统治者显然深谙此道，能够使女犯被社会普遍耻笑的办法，在自商代就已经形成“穿衣文化”的，还有什么比让女犯暴露身体更能降低其社会评价度的呢?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历代的女义军首领、绿林的女匪首、甚至近现代的女革命者被处刑时要被剥光衣服施以裸刑了。
其实，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尽管古代统治者的裸刑花样日新月异，但农民暴动照样是风起云涌。那些参与暴动的妇女连死都不怕，裸体示众又怎能吓倒她们呢，正是 “女不畏裸，奈何以裸惧之。”这种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除了说明统治者作为屠夫的卑劣和无耻，还能说明什么呢?
可悲的是裸刑也造就了整整一批猥琐的无聊看客，“裸形处决”本意是统治阶级用于恐吓人民的，事实上反而为无聊看客增加了茶余饭后聊资，对于此类人来说，这些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处死她们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能欣赏到女人肉体，而且他们在主观上对裸刑倾向于无所不用其极，并且更加热衷于满足自己在性方面的渴望和满足好奇心。
《周作人传》中记载了天津数万人围观两个女革命者被斩首示众的内容，突出形象地描写了小市民们对“裸形处决”的心态。农民起义女首领廖观音被处决时，不少好事者认定像廖这种大反贼必定会处以凌迟刑，于是便早早的前去围观，但当看见被押出的廖观音还穿着条裤子时，竟无不失望。
民国建立后，正式结束了封建时代，曾被称为是文明污点的“裸形处决”也一度销声匿迹，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民国政府不但重新搬出已废除的斩首刑，“裸形处决”也重新浮出水面，不少女性革命者被脱光了衣服砍头示众，而且个别的手段比老祖宗还残忍，刽子手先用刀割去女革命者的乳房，然后才砍下她们的头(详见《近现代女烈小资料》)。虽然“裸形处决”对妇女来说也是难堪之辱，但毕竟可以“一死了之”，但统治者还有更卑劣的手段——杖刑，杖刑不是死刑(也有活活打死的情况)，妇女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来自周围的冷眼和嘲笑，这对她们的伤害甚至比凌迟所造成的痛楚还要深。
无赖子弟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嬉笑取乐。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解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过这样的侮辱。于是县衙公堂就成了很多无聊闲汉们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当听到有妇女被杖刑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会突地一紧，如同一个重大节日的到来。麦高温在《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给了这些人一个精彩的速写：“事实上，那天这群人聚在一起似乎仅仅是为了某种喜庆的目的。他们真的是快活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相互间开着玩笑，并且就罪犯被捕获一事而相互祝贺。”
晚清的俞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妇女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女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俞樾还记述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因奸情东窗事发后，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之后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夺衣，不让她穿，此女只得裸身回家。裸刑的这一结果，比施行裸刑本身更为可怕，因为它玷污和摧毁了一些原本善良的灵魂，使常人堕落为魔鬼。
更可悲的是因这种裸刑的施行，不仅“培养”了历史上若干代的看客，而且使这些看客的余孽直至今天都尚未绝迹。如今从统治层面来说，早已失去了施行裸刑的基础，如果现在还有谁倡导裸刑，一定会遭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唾弃。然而在现今社会小环境里，我们却还经常看到或听到这样的实例：某地某女，或因失贞、或因偷窃、或因其他什么大逆不道之事，被社会无赖、地痞流氓——古代看客在今天的余孽们，剥光衣服，大肆羞辱，余兴难尽;尤其令人震撼的是从事此道者，还往往就是女性，她们似乎最了解作为女性最怕的是什么，不把被施暴对象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剥去绝不罢手。
在传统文化中,缺乏欣赏人体美的传统。无论男女,自身裸体被人窥看通常被视为羞耻之事,女性的裸体当然更忌暴露。于是我们的国情是,女性的裸体并非被当作一种人体美去欣赏,而是被当作一种性对象去窥视、消费和发泄。强迫女性裸露的这些场面传达了女性没有尊严、不知羞耻、对其身体没有任何主权、其身体不过是男性把玩的物品和泄欲的对象等信息，包括了更深刻的对妇女歧视、压迫和贬损的意义。古代统治者施行裸刑之初，也绝没想到还会对今天的社会心理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现代的社会顽逆心理，造就了一批批裸刑看客的现代余孽，一代代心理变态者的无知和无良!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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