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有美女吗

A. 中国古代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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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沙场的女将军、女扮男妆的出仕者。这里所要叙述的是后两种人。武都氐族人杨大眼妻潘氏是我们知道的早期协助丈夫领兵的将领。杨大眼仕拓跋魏，历官直阁将军、征虏将军、东荆州将军、武卫将军，屡次出征，与萧梁及荆州少数民族战斗。潘氏武艺高超，善于骑射，自行来到丈夫军中，身着戎装，当厮杀时和丈夫一起与敌军刀剑相交，当游猎时并骑出入丛林。战斗或打猎完毕，回到军营，夫妻同坐幕中，与部下将领、幕客随意交谈，笑声四起，杨大眼有时高兴地指着妻子对众人说：“此潘将军也。”可见夫妻情好之深，当众表现出来，不像后世人忌讳公开表达这种感情。他们生有三个儿子。后来杨大眼出征，潘氏留在洛阳，对丈夫不忠诚，被大眼杀死，与始初的情形迥异(《魏书·杨大眼传》、《北史·杨大眼传》)。

洗夫人(约512～602)，南朝高凉郡(今广东南部)人，家族世代为越族首领，少年时代就才华出众，协助长辈安抚部众，行军打仗。年长与高凉太守冯宝结婚。冯氏来自北方，这时已四世为太守，但治理仍不合当地民情，号令不行，洗夫人婚后与冯宝共理政事，处理刑狱，告诫洗氏宗族守法，有犯罪的严惩不贷，做到令行禁止。当侯景攻打台城，反对梁武帝时，高州刺史李迁仕伪称援助梁朝，召冯宝会师，洗夫人看出诈情，伪言贡献物资，率

兵袭击李迁仕，与陈霸先(后来的陈武帝)合作取得胜利。冯宝死后，洗夫人理事。陈朝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洗夫人儿子冯仆相助，洗夫人宁肯儿子被害，不从其乱。欧阳纥失败，陈朝因洗夫人功劳，封冯仆为信都侯、平

越中郎将、石龙太守，洗夫人受封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陈朝灭亡，洗夫人统辖广东诸郡，被尊为“圣母”，寻归顺隋朝，封为宋康郡夫人。王仲宣起兵反隋，围攻广州，洗夫人发兵与战，亲自披甲，乘马，护卫隋朝使者裴矩，抚绥四方，隋文帝以她“甚有大功”，封为谯国夫人。洗夫人又上书揭发番州总管赵讷贪虐害民，隋朝查实，处理了赵讷，洗夫人奉诏书，奔走十几个州，安抚民众（《隋书·谯国夫人传》、《北史·谯国夫人传》)。

平阳公主是第一个领兵打仗获得成功的妇女。她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隋时与柴绍结婚。李渊太原起兵时，平阳公主正在长安，柴绍对公主说：你父亲起兵将要打京师，我应当去出力，但我们一起走走不了，怎么办呢?主很有主意地说：你快点放心走吧，我一个女子好说，自有走的办法。柴绍遂出走太原，公主到了户县，变卖家产招募人马，聚众数百人，树起反隋的旗帜，以响应她父亲。又派人联络当地小股反隋武装，占有户县、周至、武功等地，在军中申明纪律，禁止抢掠，老百姓高兴，很快众达7万，威振关中。隋炀帝的京师留守发兵攻打公主，公主屡次击败他们。李渊领兵渡过黄河，柴绍来迎接公主，公主率领精兵万余人，与李世民在渭北会师。在进军长安时，公主与柴绍各置幕府，继续统兵征战，她的部队称为“娘子军”。她曾驻军于山西平定地方的娘子关，这个地区因此而得名，成为后世的军事重镇。平阳公主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敬重，文人墨客不乏颂咏之作。明人王世贞《娘子关偶成》：“夫人城北走降氐，娘子关前高义旗。今日关头成独笑，可无巾帼赠男儿。”（《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十一）希望当时对瓦剌的斗争中也有平阳公主式的女英雄为国

立功。话说回来，平阳公主每战身着甲胄，或以军鼓指挥战斗，或执剑冲锋在前，大约是积劳的原因，起兵六年后公主亡故。对她的死，李渊极其悲伤，令丧礼加厚，送葬的仪仗队中要有羽葆(华盖)、鼓吹、大路(大辂，大车)、麾幢、虎贲、甲卒、班剑。羽葆是有大功勋的人才可能赐用的，李渊以此酬劳女儿助平天下的功劳，但是太常寺官员提出异议，说鼓吹是军乐，自古以来也没有用在妇人葬礼上的，不能用。李渊坚持原令，并开导说：像公主那样领兵征战，助建国家，古来也没有呀!用鼓吹军乐正合她的身份事绩。葬礼就按李渊的命令进行了(《新唐书·平阳公主传》、《旧唐书·柴绍传》)。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与丈夫的结合有一段传说故事。据说她当妓女时，看中穷困的韩世忠，给予资助，使世忠后日得以发挥才能。当宋室南渡，苗傅、刘正彦废高宗立太子赵时，韩世忠领兵进讨，苗傅将在杭州的梁氏及其子韩亮关押起来，寻又封梁氏为安国夫人，派她去招抚世忠，梁氏到军中，帮助世忠继续进兵，促成高宗复辟。随后世忠任浙西制置使，驻守镇江，与金兀术战于黄天荡，梁氏随世忠在军营，当战斗激烈时，亲自击鼓，鼓舞军士斗志和勇气，终于在将士通力奋战下打击了金军。世忠任宁武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开辟楚州，与士兵一同劳作，梁氏亲自织草帘子，以便建造房屋（《宋史·韩世忠传》)。梁氏贵为国夫人，从军打仗、生产，不畏劳苦，实有一番作为。她的生活，自会是充实的。秦良玉，四川忠州人，与石砫宣抚使马千乘结婚。石砫是少数民族土司，长官世袭，秦良玉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万历年间，明朝出兵攻打贵州播州少数民族，马千乘统帅3000人参加战斗。秦良玉文武俱能，善于骑射，兼通文词，见识高明，很有胆量，而且风度娴雅，见丈夫出

征，另外带领精兵500自备粮草从征，战斗结束，在川南的战功，他们夫妇数第一。马千乘死后，良玉代行其职。天启(1621～1627)时，明朝对辽东后金作战，秦良玉奉调领兵3000进驻山海关参战，以功受二品服，得封诰，又奉命回四川征兵，恰逢奢崇明、樊龙等在重庆、四川反明，秦良玉被委为总兵官，统兵讨叛，取得胜利。在战斗中明朝的官兵怯懦不前，未见敌即先逃遁，却嫉妒秦良玉的战功，秦良玉为此上书，指责那些人“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天启皇帝因而令文武大吏以礼对待秦良玉，不要因她是少数民族的土司而歧视她。

崇祯三年(1630)，明朝因后金占据永平等城，又诏秦良玉率师勤王，良玉捐家产助明朝，进京，受崇祯帝召见。后金军退出永平，良玉返川，参加对农民军的战争。川抚邵捷春不懂军事，良玉知道在他指挥下要吃败仗，但无力改变

他的军事部署，结果在一次战斗中三万人被张献忠打得全军覆没。秦良玉提出招兵二万，一半由自家供给的建议，未被采纳，遂回石砫坚守，后以年老病死。良玉统兵，号令严明，军纪严肃，其部在乡间称为“白杆兵”，很有战

斗力（《明史·秦良玉传》)。女将军之外，现在来看女扮男装的出仕者。

南朝时，浙江东阳女子娄逞，穿上男性服装诈称男子，她会下围棋，识字，能讲解书籍，凭借这些本事与官员交游，当官，做到扬州议曹从事。在这里，女儿身的真情被人发现，宋明帝刘撤掉她的官职，强令她返回原籍。娄逞没有

办法，只有穿上女子服装离去，临行时叹惜地说：像我这样有能力，却不能跟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活动，现在只好回家当老太婆去了，实在可惜呀（《南史·崔慧景传附传》）！据《太平广记》记载，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属下官员张

死了，其妻冒充是张詧的弟弟，接着做官，最后出任御史大夫。五代时蜀国女子黄崇嘏，改着男装，伪称为男人，也进入仕途，摄理司户参军，办事明快而有条理，又能作诗，受蜀相周庠的赏识，要把女儿嫁给她，她才暴露身份，被迫离开政府，回到临邛。

女子领兵和出仕的事实，向人们表明：第一，女子不甘心做家庭和丈夫的奴仆、生孩子的工具，要求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打入仕途，管理国家大事，施展才能，实现抱负。但是封建时代别内外的原则，不许“牝鸡司晨”的教条，把女子禁锢在家庭中、闺阁内，不许她们步入社会，进入官场。这就迫使一些有强烈斗争心并有才华的女子想方设法走向社会，女扮男妆的怪现象就是这样出现的。而她们的这一行动，竟被视为“人妖”，是不祥的兆头（《南史》)。那些女将军的出现，是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男子被迫不得不允许，是例外，战争一结束就没有这种现象了。从平阳公主的葬仪之争上看，男子歧视女子，不承认她们的功绩。

第二，女将军的战绩表明，女子聪明才智不让于男人，即使需要大智大勇的战争场合的要求，女子也完全能够胜任。洗夫人、平阳公主、秦良玉的才智，读者必会早有印象：绝不下于她们的丈夫。其实柴绍也是能人，《旧唐书》说他“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他去太原找李渊，路遇李建成，分析形势，急往太原，后在统一战争中立功，表现得很有智能，由此更可知平阳公主的能耐之大了。秦良玉敢于蔑视那些无能的明军将领，就在于她有勇有谋，智能在须眉之上。

第三，少数民族中出现的女将领多，说明那时这些少数民族对妇女的压抑相对汉族少一些，尚能部分地允许女子表现自己才能。封建时代歧视妇女的才能，认为她们愚昧，见识少，所谓“长头发，短见识”。上述事实，驳斥了这种观点。女子的智慧、才能和男子是一样的，其实，根本的问题倒是社会对待男女不一样。由于男尊女卑，不允许女子发挥才能，说她们智能低下，不过是为说明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人的才能不是天生的，是通过受教育得来的，进行社会实践提高的。但是女子普遍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从事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权利，以至处理家庭外部事务的权利，因而聪明才智得不到提高，在一些方面笨拙无力，这不能责怪女性自身，它应当由压抑女性的社会制度来负责。不明究竟，反而倒果为因，污蔑女子低能，更加说明那种社会制度要不得，应当彻底改造，使女子的创造力得以发挥，从而促进社会发
扮男装——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
与北朝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不同，盛唐时期从宫廷侍女到士流之妻，女扮男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本文在收集、整理、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图像的基础上，探讨这一社会风尚的原因、过程，并进而分析图像和文字背后所隐含的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
在中国古代的性别意识里，“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周易·家人》），是天经地义的规范，妇女的主要活动被局限在家内、院内、宫内，象北朝时期的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非常举动，是极其少见的情形，因此，一曲《木兰歌》，被千古传诵。
然而，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得知，“武德、贞观之时（618-649），宫人骑马者，依齐、周旧制，多着羃离。永徽（650-655）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684-704），帷帽大行，羃离渐息。中宗即位（705），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离之制。开元初（713），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天宝中（742-756）〕，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旧唐书·舆服志》）可见，这一社会风俗从宫廷中开始，宫廷侍女由戴胡帽，乘马露髻驰骋，到穿男子衣，着男子靴。影响所及，天宝时已是内外士女，都可以穿男子的服装了。

这种社会风尚，在五十年代以来西安等地的唐墓考古发掘品中形象地展现出来。据笔者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统计，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的长乐公主墓，到天宝四载（745）的苏思勗墓，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几乎所有保存清晰壁画、石椁线刻图、彩绘陶俑的墓葬，都有女扮男装的形象发现。诚如前人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墓葬中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是唐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墓室中的女扮男装形象，是唐朝前半期妇女社会风貌的真实体现。而且，考古发现更加丰富了我们根据文献记载所得的认识：1）从太宗贞观末期开始，女着男装的骑马俑，说明那时女子已着男子装，并乘马驰骋；2）在一个墓葬的侍女形象中，女扮男装的形象越到盛唐时期所占的比例越大，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流尚所趋，但天宝以后，这一现象立刻消失；3）女扮男装的形象，不仅见于唐朝京师长安所在的西安出土的唐墓中，也见于山西万荣、宁夏固原和新疆吐鲁番唐墓中，说明这种风尚广泛流行于唐朝社会当中。从墓主人的身份看，太子、公主、王公贵戚到胡人首领、隐士等各阶层都有，说明这种形象受到广泛的喜好；4）墓葬壁画和石椁线刻图表现的是男装侍女的宫中形象，从她们所处的位置和手中所捧的团扇、诗卷、包裹来看，应即《唐六典》所记的女性官员——宫官（六尚、六司、六典）的形象。5）与壁画和线刻画有所不同，陶俑中的骑马俑，则更能说明盛唐妇女的外部形象，如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和同类形象的男俑没有多少区别。

这种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前人已经指出的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受胡化影响、皇族有胡人血统、尚武风气等都有关系。从这种风气开始的贞观时期所发生的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来看，贞观初身着胡服的粟特男女大量进入中国，可能是男装，特别是男式胡服被唐朝妇女当作时髦装束的原因之一。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传说武则天在襁褓中时，就衣男子服，有天子相；太平公主也曾作武官装束，参加内宴。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这恐怕是唐朝前期女性盛穿男服的另一个原因。
从总体上看，唐朝前期的社会选择，并不象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我们只要把唐朝前期这些女扮男装的图像，拿来和汉魏时期的最为流行的“贞妃烈妇”图或唐代以后闺门之内的妇女形象相比，就可以凸显出盛唐女子的社会风貌。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盛唐男女生理上的性别区分当然是无法泯灭的。因此，当时的女性在展现外部形象时，有时是用男性服装来改变自己的女性特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墓葬中都绘制有女扮男装形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盛唐时代某些社会选择的性别区分并不严格，不论是长安宫廷的妇女，还是边州吐鲁番地区的大女，她们本身恐怕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性意识。
唐朝中晚期，传世的图像和考古资料都再也见不到女扮男装的妇女形象了。像才女李季兰、鱼玄机，无法充分舒展自己的才华，只能出家入道，或当情人，前者因为被迫写诗赞颂反叛唐朝的朱泚而被皇帝杖杀；后者则只能看着新进士的题名，“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了。

B. 历史上的女外交家的动人故事

中国最成功女外交家

文成公主以款款柔情善待松赞干布，使得这位生长于荒蛮之地的吐蕃国王深切体会到汉族女性的修养与温情，他对文成公主不但备加珍爱，而且对她的一些建议尽力采纳。

文成公主则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见地，细心体察吐蕃的民情，然后提出各种合情合理的建议，协助丈夫治理这个地域广阔，民风慓悍古朴的国家。

而文成公主又不是那种极有权势欲的女人，她参预治国，却从未要求松赞干布给自己一个什么官职，对于吐蕃国的重大政治决策，她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强行干涉，因此松赞干布和大臣们对她非常悦眼，经常向她讨教唐宫的政治制度以作为他们行政的参考，而广大的吐蕃民众更视她如神明。

中国第一位女外家冯僚

出身低微的汉朝女子冯僚自幼心性聪慧，习武练剑，博览史书，胸怀大志。

自做了解忧公主的侍女更加好学不倦、锐意进取，深得解忧的喜欢，二人以姐妹相称。

冯僚说服解忧远嫁乌孙王，大展宏图。

二人来到乌孙协助乌孙王治理国家。

冯僚以巧计追杀匈奴伏兵时智救乌孙大将，二人一见钟情，喜结良缘。

冯僚冒生死之险身入叛军虎穴智斩凶顽，瓦解敌军，凯旋而归。

在屡次平定叛乱、驱逐匈奴的激烈大战中，冯僚每每出谋划策，亲临沙场，以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智谋，不仅消除了握有权柄的汉朝和乌孙以及西域诸国的内奸，而且以惊人的韬略全歼了来犯的匈奴大军，为保卫乌孙和西域各国的和平与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冯僚不仅是历史上代表汉朝出使西域的第一位女外交家，而且也是卓越的文武双全的女军事家饥铅。

从王海容、吴仪到傅莹

尽管女大使、女发言人在中国外交领域已经越来越多，但真正能代表中国在世界舞台游刃有余的女外交家仍不多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履新外交部副部长之位，或许是傅莹自己都未曾料到的。

早在去年的一次内部演讲中，已经因在“3·14”事件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风波中的出色表现广为人知的傅莹，就曾明确表露过对个人未来政治前景的达观看法。

2010年岩肢肢1月25日，距离新华社披露外交部人事变动消息的时间已过了二十余天，傅莹依然在英国忙于各种辞行拜会活动。

很少有波澜壮阔的豪言壮语，却往往能四两拨千斤，触动外国人内心深处那根最柔软的弦。

这就是傅莹方式的魅力。

“傅莹或许很难成为第一位女外长，但是她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

”两个月前，当傅莹正因一场误会投书英国《太阳报》，推销中国“超女”“快男”节目的时候，就有网民如是称许傅莹。

这种直白的充满网络特色的赞美，与其说是对傅莹仕途之路的揣测，不如说是民间对这位女外交官的由衷问候和敬意。

事实上，自2007年4月担任驻英国大使起，傅莹就已经是副部级外交官。

而此前她的足迹已经遍及柬埔寨、印尼、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此后，伦敦的舞台为傅莹提供了更为活跃的空间，也令她成为少数同时拥有亚洲和西方外交经验的高级外交官。

一切看上去都是如此水到渠成。

只是，另外一个时间跨度却告诉我们，尽管女大使、女发言人在中国外交领域已经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冲到舞台前沿的女外交家仍并不多见。

所以，王海容才注定被人们再次提起。

王海容：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

王海容是谁？

不止一个80后这样问。

王海容，一个曾经权倾一时的中国外交风云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年轻的外交部女副部长，时至今日，却已经不再为人熟知。

1月18日，当本报记者辗转与王海容的秘书取得联系时，得到的答案和她过去的表态如出一辙：不接受媒体采访。

这个倔强的女性，虽然早年为全国人民所熟悉的乌黑短发已经一片银白，但性格仍然如往常一样干脆泼辣。

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张立志，半年前曾在北京见到王海容，后者当时已从国务院参事室退休五载。

张立志看到，王海容一身浅灰便装，脚穿一双布鞋，虽已71岁高龄，但仍显得相当硬朗。

当年王海容身居外交部副部长时期，张立志正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学习。

“我们只能从银幕上看到她。

”张立志告诉本报记者。

“毛主席见外宾时，十次有九次会有她在场？”

“对，还有唐闻生。”

张立志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或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王海容活跃在毛泽粗世东主席身边。

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一副学生时就戴在脸上的白边眼镜，非常合适地架在小巧玲珑的鼻梁上；白净而又娟秀的脸颊，生动红润的双唇，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

王海容出身于湖南的名门望族，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同时也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参事、政协委员。

正是这一层特殊身份，才成就了王海容后来在外交部的飞黄腾达。

1960年，王海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

四年后，当大多数同学都到中小学任教时，王海容却青云直上，进了外交部，并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

1965年，27岁的她被分配到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

此后的仕途之路，如坐火箭般飞速蹿升。

1970年夏，王海容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1971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其时，她年仅36岁。

从1965年算起，短短九年间，王海容完成了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到中国高级外交官的角色嬗变。

秘密接待基辛格、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中国恢复联大席位……她与当时的翻译唐闻生一起，几乎参与了毛泽东晚年的所有外交决策。

而围绕在王海容身边的，不仅有普通大众对其神秘身份的猜测，还有后来的无尽争议。

当年王海容在外交部的特殊地位，章含之曾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披露过。

在书中，章含之直呼王海容和唐闻生为“通天人物”。

在外交部，章含之当时官至亚洲司副司长，但最后没能调任驻美大使，谈及原因，她这样写道：“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

但在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笔下，自己的这位“姐姐”则是另外一种角色：秘赴巴基斯坦与基辛格见面的艰辛，到联大出席会议吃不惯西餐的烦恼，接待伊朗公主时的奔波……在《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书中，孔东梅对姐姐的心疼溢于言表：“外公晚年会见外宾，多有海容在场。

她见证了外公的家——中南海游泳池会客厅高朋满座的盛况，为此感到欣慰和自豪。”

然则造化弄人。

1978年底，王海容结束了在外交部的生涯。

此后直到1984年，才被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且一干就是10年。

晚年之际，站在了祖父曾经工作过的岗位上，不知道王海容当时是否亦曾感慨万千？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与当年的高调相比，离开外交部后的王海容，学会了沉默。

她与新同事温和相处，一起讨论物价高低，甚至还曾念叨过“什么时候也发笔小财”，却一直拒绝谈论过去的只言片语(除了孔东梅的那次对谈)。

耐人寻味的是，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全部有关王海容的信息只有一条个人简历，而且并不全面——“漏掉了”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四个春秋。

大浪淘沙。

回头看那段历史，张立志用了十个字来评价王海容：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物。

的确，如果试图从王海容和傅莹身上找到共通的地方，看上去是相当困难的。

除了同为外交部副部长，同为女性身份外，她们是那么的不同。

而这种不同，其实也是中国外交身处不同阶段的一种折射，传承抑或改变，都在其中悄然发生。

吴仪：“铁娘子”的强势外交

当王海容在湖南出生的时候，相邻的省份，湖北武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也有一名女孩来到人间。

她就是后来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

与傅莹和王海容相比，吴仪从来没有进入外交部工作，但她却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外交的一名杰出代表。

吴仪最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提气”的大动作，发生在2005年5月。

当时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跌入谷底的中日关系正岌岌可危，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此时，日本爱知世博会被中日双方认为是改善关系的机会。

在此背景下，时任副总理吴仪在5月17日开始访日之旅。

但5月20日，小泉却再次高调表示参拜靖国神社是其个人信仰。

此外，日本还宣称把18个日本人户籍落在钓鱼岛，这都为吴仪访问投下了阴影。

非常时刻，必然采取非常手段，外交同样如此。

5月23日中午，吴仪突然中断访问行程，取消了原定当天下午与小泉的会面，提前回国。

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被认为是新世纪中国外交的标志性事件。

尽管后来披露的信息表明，突然回国并非是吴仪一个人在战斗，但这种行事风格，却颇契合吴仪在国人心中的印象：强硬，雷厉风行，坚持原则。

这或许也是当年吴仪从小小的谈判桌名扬中外的关键。

故事的脉络早已为很多人所熟知。

1991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前，因中方团长突然患病，刚担任4个月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的吴仪替补出战。

面对美方代表咄咄逼人的“与小偷谈判”论调，吴仪回应得干脆而利落：“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吴仪因此一战成名。

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身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长达7年之久的吴仪，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后来到国务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任上，吴仪在中外交往中的纵横捭阖更是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道独特风景。

她曾数次与美国同行交手，也曾率团到世界各个角落访问、采购、谈判，其间的风云变迁，早已在国际政坛和中国民间被传为美谈。

为什么吴仪能享誉中外？当我们抛出这个有些庸俗的问题时，答案显而易见：完整的履历，锐利的个人风格，钢铁般的意志。

吴仪肯定不会在意这些，所以才有了她在2008年3月退休前同样惊人的宣言：请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但她显然很难被忘记。

从个人的角度看，在中国官场，她的看上去有些特立独行的风格，是中国民众等待太长时间后才出现的一缕清新。

从中国外交的大格局来解读，也为韬光养晦战略提供了新的诠释。

与时俱进的风格变迁

那么，傅莹呢？儒雅，端庄，气质美女，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的咄咄逼人。

即使是奥运圣火传递遭到恶意干扰时，她的笑容也依然灿烂。

而在笑容背后，则是理性平和的苦口婆心——“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柔和的语言，诚恳的态度，真诚得令人不忍心对她的发言产生怀疑。

凤凰卫视评论员杨锦麟曾经感叹：我们的傅莹太少了。

“很多时候，有话要讲，不是声音够大、道理够硬就行了，要怎么讲，好让人听得进去，才至关重要。

”杨锦麟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地赞扬傅莹，“尽管柔声细语，但立场清晰坚定，而且给人听了觉得合情合理，心服口服。”

同样是杨锦麟，在吴仪副总理退休的时候，则在节目中专门配了歌曲：潇洒走一回。

从吴仪、傅莹身上，我们能看到什么？两个风格迥异(至少在外人看来如此)的女性，却都怀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为中国走向世界辛勤打拼。

最近几年，一系列大事件的纷至沓来表明，中国外交所处的环境已经与过去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就对如何与西方打交道，提供了新的命题，而与时俱进，却再好不过地诠释了中国女外交家风格变迁的必然。

C.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比较出名的女子

我比较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才女上官婉儿，上官婉儿（664～710年），唐朝女诗人。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上官仪孙女。巾帼首相第一人，继承了祖父的全部才华，擅长诗文，天分极高。上官仪获罪后被没入宫中，上官婉儿与母亲郑氏同被配没掖廷。母亲郑氏是太常少卿郑休远之姊，在郑氏培养下，上官婉儿熟读诗书，明达吏事。仪凤二年（677年），以聪慧得幸于武则天，颇能诗，武后称帝时，诏敕多出其手者，时称“内舍人”。

D. 《人民的名义》，高官背后的女人们

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正在热播中。据说这部剧是根据真实事例加以叙述改编而成的，所以更加吸引国人关注。

剧中人物全是省部级和地厅级高官。一个个权高位重，生杀予夺。

剧中重点写了四对夫妻，为我们描述了这些高官背后的女人们的爱恨情仇。

一、高育良的妻子吴慧芬

吴慧芬和丈夫高玉良都是政法大学的教授。后来高育良弃文从政，官至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书记官位显赫，在官场圆滑世故，八面玲珑。手下有一帮他的学生兼下属更使他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作为妻子的吴慧芬和高书记一副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的模样。

学生们对吴老师尊重有加，对高书记和吴老师举案齐眉，夫妻情深的恩爱生活无不羡慕和敬佩。

孰不知，高书记早已被犯罪团伙利用美色利诱，和吴慧芬离婚，另娶小三高小凤。

这出乎意料的结局让所有人都忍不住内心的震惊和愤怒。

身为高校教授的吴慧芬，当年也是个心气高傲的美女教授，知性贤惠，宽容温柔，怎么能忍受这么大的屈辱和伤害，和一个早已背叛自己的男人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呢？

吴慧芬在机场面对前来送行的学生说了心里话：老高需要我做幌子，我也需要老高的权力给我带来的荣耀和便利，而且我也不想让那些一直嫉妒我的人笑话我。

作为女人，吴慧芬表面上很风光，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女儿优秀。吴慧芬和丈夫极力维护的假相，无非是虚荣和互相利用。

她自称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意者，正是这种各有所图，互相利用的心理导致她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但她的委曲求全没有换来一个白头到老的婚姻，那是身为女人最渴望的东西。

她最终心灰意冷，不得不自我流放，投奔国外的女儿，一步步走向虚假人生的末路。

吴慧芬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二、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

市委书记李达康，注重政绩，一心为公，但生活中没有七情六欲，不愿分出精力顾及家庭和孩子。

他的妻子欧阳菁是银行的副行长。李达康一直知道老婆有贪污公款的嫌疑，为了自己的仕途和政治影响一直想和欧阳菁离婚，两人感情不和，同床异梦。

欧阳菁漂亮，能干，业绩出众。

欧阳菁是个深深渴望感情的女人，她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把浪漫的爱情故事幻化在自己身上。

生活中，欧阳菁得不到贵为市委书记的老公的关心和爱护，更从老公身上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只有孤独寂寞地打发漫漫时光。

作为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甚至对大学同学王大路寄托着一份情感，但对方并不和她同步，更让她失落无助。

也许正是这样，她才疯狂敛财，来麻醉和取悦自己，以此填补空虚的人生，一步步走向经济犯罪的深渊。

好的婚姻成就一个女人，不好的婚姻会毁掉一个女人。

三、齐同伟的妻子梁璐

省公安厅厅长齐同伟和妻子梁璐是大学校友，姐弟恋。只因梁璐的父亲是省政法委书记，所以齐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齐同伟对他并不喜欢的梁璐在校园内摆成心形鲜花，当众下跪求婚。

祁同伟在官场上善于钻营，见风使舵，情场上爱自己胜过爱任何女人。

当他遇见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俩人一拍即合，由情人发展为敛财利益共同体，并生育一子。早已把梁璐抛在九霄云外。

而梁璐明知齐同伟的品行和意图，一时心软或侥幸，嫁给了他。

却因错误的婚姻备受折磨，痛苦一生。

不纯洁动机的婚姻是病态的婚姻，没有生命力可言。

面对婚姻与爱情，女人一定要擦亮眼睛。

梁璐是一个让人心疼又为之叹息的角色。

四、侯亮平的妻子钟小艾

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的妻子钟小艾在纪委工作。和丈夫是夫妻也是战友。两个人生活中相知相爱，伉俪情深；工作中互帮互学，共同提高。

钟小艾忙于工作的同时，一个人默默承担着家务，独自照顾孩子和老人，为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丈来解除后顾之忧。

当侯亮平被诬陷贪腐，停职检查时，这个勇敢的女人，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家务，来到丈夫身边，和丈夫一起共同面对险恶，给了侯亮平莫大的支持和力量。

正是钟小艾的智慧和付出，赢得了丈夫的深爱和感激，给她自己带来了幸福的爱情和生活。

此剧中，她是惟一一个工作、爱情双丰收的女子。

为钟小艾这样的女人高兴！

愿天下的女人都拥有幸福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