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美女形象分析

‘壹’ 金庸小说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着名学者，冯先生着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着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骗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着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

‘贰’ 我看中国古代女性小说人物特点

相同的命运 不同的抗争
-------浅析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人物人格魅力

“妇人之随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无花，逢春再发；花若离枝，不可复合。”这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真实写照。传统的道德观念把女性对幸福的追求压制到最低限度，从大家闺秀到良家妇女，更不用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根本没有追求爱情、追求尊严的权利，在那样的环境中，一个女子沦落也好，抗争也罢，其悲剧命运在冥冥之中似乎早已被注定，想要追求至死无悔的真情，追求独立的人格与尊严，恐怕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文学主人公的不同追求和抗争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却会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不同的反响，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下面我以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几篇影响比较大的文章中的女性人物，通过角色的言行，在心理层面、人格层面上等方面比较她们相同命运下的不同抗争所展现出的不同的人格魅力。
一．社十娘的“美”
高四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白话小说集《三言》中的名篇，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这篇小说以其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执着追求自己心目中美好理想的女性形象-------杜十娘。笔者就其身上所渗透的美学意蕴挖掘—、二，希望通过她对命运的抗争挖掘出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人物人格魅力。
一、“雅艳”形容美
杜十娘身为教坊名姬，自有一番姿容。作者运用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刻画人物肖像的笔法——集中刻画，独成一段，写了杜十娘这一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美女——粉媚蛋脸，黛眉秀目，樱桃红唇，体态高雅、艳丽，浑身娇气袭人。这种外在美显然是劳动人民的良好愿望在杜十娘身上的外在体现。
二、崇高心灵美
“十娘因见鸨儿贪财无义，久有从良之志”。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地位的这一中国古代女子，产生这一念头的动机是崇高的。她希望挣脱苦海，要求过一种“人”的生活，为此，她选中了看上去“忠诚志厚”的宦家子弟李甲。他们长期往来，“一双两好，情投意合”。当李甲“囊箧空虚”时，杜十娘不但不听从鸨母“打发李甲出院”的话，而且“见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此举表明十娘对纯洁真挚的爱情怀有一颗高尚的心灵。
三、智勇双备的智慧美
杜十娘是中国古代精典文学作品中的优秀女性形象，承袭了古代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诸如罗敷、刘兰芝等女子身上的智慧美。十娘希望李甲为她赎身，她清楚地知道鸨母的用心，就利用机会，赚得了鸨母只要三百两银子身价的诺言。又怕鸨母失信，用言语激怒她，使她发下“若翻悔时，做猪做狗”的咒愿。这就为她挣脱妓院准备了条件。十娘出院，与鸨母交割，鸨母不料公子有银，黯然变色，似有悔意。十娘以“郎君持银去，儿即刻自尽”相逼。怀着对美好的爱情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十娘巧妙地抓住机会，与鸨儿斗智斗勇，终于赎身脱籍。
四、纯贞爱情美
杜十娘在两性相爱上，她要求的不是短暂的欢爱，甚至也不是婚姻。如果仅仅要求婚姻，那么这个愿望对杜十娘来说非常容易实现。她当日如若告诉李甲自己有百宝箱，那么赎身、还家、缔结良缘，不费吹灰之力。既然如此，杜十娘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人间那一份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男女情感——爱情。具体而言：
1．杜十娘追求的那份情感是非物欲的。杜十娘身份低微，被当时的世俗社会当作只要有钱就可以随意欺辱的对象。出卖色相的生涯使她感受到深重的欺辱和伤害。因此她急于从良，却不告诉李甲自己有百宝箱，不愿在爱情的天平上增加一颗金钱的砝码，她从内心里呼唤一种不为物欲和利害关系所左右的人际关系。毫无疑问，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才能真正地尊重自己、关心他人，才能产生包含人性中一切美好成分的真情，包括爱情。
2．两心如一、心心相印的爱情。杜十娘追求的是一份生死无憾的真情。怎样才是“生死无憾”的真情，杜十娘没有说，但从她不去用百宝箱苟全得到幸福、不去接受被买卖的命运等种种举动，看得出她渴望自己的情人不把自己当做可以随意买卖的烟花，而是相濡以沫的伴侣，她渴望自己与情人之间能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和相互吸引，她在寻求一份人间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情感——两心如一、心心相印的爱情。
3．不为“礼”所拘的执着追求的“情”。李甲是个愚蠢、懦弱的纨绔子弟，他所贪恋的不过是十娘的姿色；对于十娘的从良，他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在李甲心理的天平上，一头是封建礼教、门第观念，一头是十娘的爱情。李甲在这“礼”与“情”的抉择中，他的天平最终倒向“礼”的一边。这绝不仅仅因为狡猾诡诈的孙富的出现和酒楼上一番“高明”的“心腹之谈”，重要的是，李甲对杜十娘最终是“发于情，止于礼”。遵从礼教，遗弃十娘，这是他的必然归宿。这样十娘的苦心经营、勇敢追求，只能被残酷的礼教打得粉碎。此后的十娘，面对着黑暗的社会、卑鄙的小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怀抱百宝箱而沉江。十娘勇敢追求的是一种不为“礼”所拘的与“礼”坚决抗争的情。
五、震撼人心的悲剧美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所以具有难以穷尽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女性悲剧故事。鲁迅曾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杜十娘的悲剧价值就在于中国女性对美好爱情的孜孜追求，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冲破了旧有的等级、尊卑秩序。正如中国古代许多爱情悲剧故事一样，主人公势必在爱情追求的道路上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其悲壮的美学意蕴也就在于此。杜十娘抱匣沉江的那一幕，其悲壮的艺术效果就如焦刘悲剧中的刘兰芝“自挂东南枝”，就如充满浪漫色彩的“梁祝化蝶”，又如咯血死去的林黛玉。比较之下，杜十娘的悲壮力量是更为沉重的。因为不仅仅是诸如李布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那无形的血盆大口吞噬了她，更有在这种势力摆布下的富豪子弟李甲的负心和孙富的奸诈用心，他们合伙把这一为纯贞爱情而付出的女子推向了绝路，那悲壮的一幕是凄惨的，更是美的——留给了人间一份至真至纯的情感美。
总之，杜十娘是劳动人民长期追求的爱情美的化身，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愿望。

二．“凤辣子”的“辣”
高四册《林黛玉进贾府》是我国四大名着之一的小说《红楼梦》中的名篇，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杰出的小说之一。这本小说以其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个的女性形象。笔者就其中可以说是反面角色的王熙凤分析一、二，希望通过她对命运的抗争挖掘出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人物人格魅力。王熙凤是贾府中杀伐决断，威重令行的铁腕人物。曹雪芹在王熙凤的塑造上，是不遗余力的，仅在这第一次出场中，就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辣”。《红楼梦》的读者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凤姐令人耳日一新的“辣味”，这种“辣”有别于江湖女侠的豪气，也有别于市井泼妇那种无趣，她“辣”的恰到好处。她的“辣”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人物反抗命运的另一种方式。
声音“辣”：“‘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此人乃是贾母所言的“泼皮破落户儿”“凤辣子”王熙凤。她的出场真可谓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大有先声夺人之势。在贾府中敢如此放肆的也只有王熙凤一人，其“辣”可见一斑。
体态容貌“辣”：“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仅仅36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绝代佳人。细心品味，此女子又与其他一些佳人迥然不同：“三角眼”“吊梢眉”以及含威不露的“粉面”，未启先笑的“丹唇”都隐藏着其美丽外表下的刁钻狡黠。
衣着“辣”：“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化洋绉裙。”“凤辣子”浓妆艳饰，遍体锦绣，把自己“包装”得如此妖艳凌人。如此精心设计的“与众姑娘不同”的装束，就连出身侯门的黛玉，都对其衣饰惊诧不已，可见其热烈的“色调”折射出凤姐志得意满的心态。让人乍一见凤姐觉
得她的这一身行头甚是“辣”也。
语言“辣”：“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妹妹几岁了?”“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那赞美黛玉的话语，句句对贾母而说；对黛玉的一连串问活，一连串嘱咐，又同时回答王夫人的问话——她的话语讣听者感觉“辣味”扑鼻，但又不忍拒绝，而且还要深吸几口。热辣的浯—言更加突出了王熙风光华四射、八面玲珑的性格特点。
心思“辣”：“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表面上是在夸林黛玉，其实，主要是为了讨好“老祖宗”。“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另一方面也顺带盛赞了在场的贾家姐妹，王熙凤真可谓用心良苦。其心思之“辣”是贾府其他人无法匹敌的。

三．兰芝的以死抗争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不仅暴露了封建门阀统治的罪恶，而且远为深广地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花，也是历史的镜子。和她们不同，兰芝又选择了另外的反抗方式。
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象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
他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唯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最后她哥哥说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人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人物还有很多，比如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视功名如粪土的崔莹莹、感天动地的窦娥……限于篇幅，对其他人物我在此就不能一一分析了。但通过以上分析和比较她们相同命运下的不同抗争所展现出的不同的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人物的人格魅力可见我国古代女性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反抗，传统的道德观念把女性对幸福的追求压制到最低限度，她们并没有放弃追求爱情、追求尊严的权利。

‘叁’ 红楼梦中20个女性形象（姓名 身份 性格）

1、林黛玉。荣府幺女贾敏与扬州巡盐御史林如海之独生女，细心、淡泊、真实、悟性极强。

2、薛宝钗。宝玉的姨姊，处事淡然，做事无情。

3、贾元春。贾政与王夫人所生的嫡长女，贤孝才德，身份高贵。

4、贾迎春。贾宝玉的堂姐，性格懦弱。

5、贾探春。荣国府贾政与奴婢出身的妾室赵姨娘所生的女儿，精明能干，富有心机。

6、贾惜春。宁国府中贾珍的胞妹，冷淡如冰。

7、王熙凤。贾琏的妻子，王夫人的内侄女，八面玲珑、泼辣、霸气。

8、史湘云。贾母的内侄孙女，贾府通称史大姑娘，心直口快、活泼、豪爽。

9、秦可卿。贾蓉之妻，秦业的养女，性格风流，行事温柔和平。

10、妙玉。仕宦人家的小姐，清高孤傲。

11、李纨。荣国府长孙贾珠之妻，超然物外、贞静淡泊。

12、巧姐。荣国府王熙凤与贾琏之女，生性孤傲，多愁善感,。

13、贾母。贾赦和贾政的母亲，贾宝玉的祖母，心胸宽广、心态平和。

14、晴雯。贾宝玉房里的大丫环，聪明智慧，高傲泼辣。

15、袭人。宝玉房里大丫环，温柔宽厚、忍辱负重。

16、鸳鸯。贾母的大丫头，世俗才华。

17、平儿。王熙凤的陪嫁丫头，心地善良。

19、紫鹃。贾母房里的二等小丫头，善解人意。

20、小红。贾府的丫环，性格坚韧，思想坚定。

(3)古代小说美女形象分析扩展阅读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着之一，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着。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着作。

《红楼梦》版本可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大系统。程本为程伟元排印的印刷本，脂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脂本是程本的底本。

《红楼梦》是一部颇具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网络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因《红楼梦》异常出色的艺术成就和丰富深刻的思想底蕴而产生了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

‘肆’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女性形象的塑造

给你一个观点吧。从忽略女性的角度入手，比方说刘备的“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刘安杀妻等。还有红颜祸水型，如吕布恋妻，潘金莲、潘巧云就更不用说了。女英雄也有，可惜都是去了女性化的，孙夫人跟春哥有的一拼吧。还有梁山的三员女将。可以说这两部书对女性的理解都是片面的，都是极有时代局限的。

‘伍’ 中国古典小说女性形象

一、情圣

（一）艺术化人格

林黛玉也许是你最喜爱的美女形象，因为她是虚构的。

你一定听人说过，倘若真的娶妻，他不会要黛玉，而会要宝钗。你不必真的不信。语言在假设情景中没有意义，只是一种行为，表明他在说话。你可以让他轻轻地在心里唤一声“林妹妹！”不必问他，你明白这会在男人的心里漾起什么样的感觉。

仔细想想，林黛玉究竟给你留下多少姣美的印象和情愫的记忆？也不过是荷锄葬花，共读西厢，结社吟诗，泣焚诗稿。你不觉得这些都太像是舞台情景而不像是真实的生活情景？怪不得一再被搬上戏剧舞台，几乎都不用解读。再就是那些散见在琐碎的生活场面里的一串串晶莹的泪珠，不饶人的嘴巴和使小性子了。幸亏这不是生活，你能从从容容地隔除现实的烦扰去品味这艺术化了的人格。于是，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呕气斗嘴，悲切鸣咽，便都具有了美的价值。

艺术化生活中的艺术化人格，这恐怕正是林黛玉倾倒天下男人之心的奥妙所在。男人被生活粗糙了的心由此得到了滋润。怨不得你把林黛玉当作文学塑造成的情圣。

（二）长不大的女孩

我曾用心计算过林黛玉究竟活到多大。

第二回冷子兴说元春与宝玉“隔了十几年”，九十五回写元春死时“存年四十三岁”，接着宝玉结婚，黛玉闻讯病逝。如此推算，此时宝玉最小也二十四岁，黛玉小他一岁，应当活到二十三岁。不过这年龄与那时代全不相符。

我想这差错可怪罪于续书不周全。但我发现，曹先生写的章回里，年龄也不可靠。黛玉五岁开蒙，由贾雨村教授一年有余便带往贾府。此时黛玉六岁多，宝玉应七、八岁。但书中接着便有宝玉梦遗，与袭人做爱的描写，与男子生理上不通。故“程乙本”改作“十来岁”却又与黛玉年龄相抵牾。可见小说中的年龄原不可信。

语言叙述只是凭感觉而已，所以黛玉有多大也只在读书人的感觉之中。

我因此而感到林黛玉其实是个长不大的女孩，作家在年龄上的模糊也许是故意的。细读文本，我惊讶林黛玉在贾府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其性格和诗才竟一丝儿未变。她与宝玉之间的情份，总让人觉得亲情大于爱情。十九回写两个同卧一床，编说“耗子精”取乐，亲密无间，却没有恋爱之痕迹。我百思不解宝玉此时的心理。他和袭人初尝性爱之甘美，想来不会一次罢休。以他成熟的男子性心理，与黛玉笑闹成一团，竟无一丝骚动，只能说明他以兄妹之情来对待她。有一细节更能显示宝玉对钗黛的不同心理。宝玉此时拉黛玉衣袖“笼在面上，闻个不住”，只是追问是什么香，而在二十八回宝钗为他褪下左腕上的香串子，因“生的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傍边看着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竟觉得她“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甚至想摸一摸这个雪白丰腴的膀子不能而恨自己没福，明显的是对女性的性渴慕和性骚动。

这当然可以用男女之间亲疏而引起感觉不同来解释。我却认为这是黛玉尚未成人的暗示。小说一再写到黛玉体弱多病，“从会吃饭时便吃药”，“有不足之症”。这样的女孩发育一定很迟，即使进入青春期，也在性生理和性心理上有诸般不足。宝钗大她两岁，又健康丰满，自然早熟，青春性感。宝玉的不同反应似可作证。由此我想黛玉是长不大的女孩竟然依据十足。

我忽然想到纳博科夫的《洛莉塔》。小说中男主角汉勃特把那些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却又情窦初开、美如天仙的少女称为“宁芙”，着迷地追逐她们。洛莉塔也被汉勃特当作“宁芙”追求，因而笼罩着神圣的光晕，但当汉勃特终于占有了她的肉体之后，他却发现她已不再是她的青春之神了。

无独有偶。宝玉不是一再地赞美女儿是水做的，却又对女儿嫁人感到悲哀，说是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清净人”。这里是否有某种相通之处？要不一个中国作家，一个美国作家；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一个则生活在二十世纪，为什么都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出对女人同样的看法？

什么才是男人心目中的情圣？——长不大的女孩。保持童贞的女孩。林黛玉不正是如此吗？

（三）流不尽的眼泪

你一定还记得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专门写了一章《眼泪赞》。“借助泪水，我叙述了个故事，我敷设了一个悲痛的神话”。于是你想起了林黛玉和她的还泪神话。

不必讳饰你对小说中这段描写的疑惑。作家为宝黛悲情铺叙了一段前世之缘：神瑛侍者每日以甘露灌溉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使其脱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仅仅修成女体”。为何说“仅仅”？那意思是不是倘若修炼更多时日，或可成男体？于是，这里分明又有法国西蒙·波伏娃称女人是第二性的意思然而，“绛珠仙草”又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细读再三，你不免惊讶自己的发现。中国文化历来把“雨露”当作某种符号，这里身为女体的绛珠仙草又说她并无此水可还，岂不是一种暗合？男人的雨露，女人的眼泪，虽然同是人体的分泌物，却终究是一个浊，一个清；一个是欲，一个是情。此层含义，又与宝玉所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不谋而合。由此，你感叹不已，还泪的神话竟然还对应着这一个深层结构：林黛玉以女儿泪来还宝玉的男人欲，不是情圣，谁还配当情圣？

知道你忘不了罗兰·巴特：“恋爱中的一点点起伏波动，不管是喜是悲，都会引得维特潸然泪下。维特动不动就哭泣，经常流泪，并且是泪如泉涌。维特究竟是作为一个恋人落泪，还是作为一个浪漫伤感者掉泪？”因为这段话几乎可以照搬来形容林黛玉。不同的是，德国大诗人歌德创造的情圣是男人，中国大作家曹霑创造的情圣是女孩。这里究竟可以发掘出多少关于中外文化之异同，中外情圣观之异同呢？你已经无暇顾及了。你只是深深地铭记一点，情圣是与流不尽的眼泪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重新发现并认可了自身中婴孩的身体”。

于是你竟然想数数《红楼梦》里究竟描写了多少次黛玉的哭哭啼啼。你终于没有这么做，因为你更愿意品味黛玉的绵绵无尽的眼泪和她哭泣时的意境：黛玉“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凡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原来这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二十六回）这便是情圣，感时花溅泪，一哭鸟惊飞。

二、爱与死

（一）爱的死吻

将一痕秋水引向颈项，我用生命完成了献给爱的死吻。

多日的等待和期盼，竟凝成了一团挥之不去的焦灼。我把它和定情之剑一起挂在了我的闺床绣帐。我对我自己说，尤三姐和柳湘莲从此便和这柄“鸳鸯剑”一样不可分开。谁知他忽然返悔……

我把焦灼留给了他们。飘逸在空中，我不再叹息。瞅着他们围着曾有万种风情的玉体急救不迭，我却已从佳人绝色中解脱出来，就象意义从语言构成的句子中浮出，再也无法挽留。

二姐儿为我拭去血污，颤颤儿的指头触摸到我的冰肌。我毫无知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刺激使我选择了自杀。湘莲的托词笨拙到明眼人一看便知。可我当初跟二姐说，若他死了，我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再不嫁人。现在他悔约，只当他死了，我也只该剃了头，怎么倒割了颈？倘若当时我多些时间去考虑死亡的后果，我会不会让自杀停留在句子中？爱和死便会遥遥相对，一如地球上的南北两极。

我选择死，就像我选择爱那样毫无理性。我在贾氏兄弟前的轻狂豪爽、调情斗口，原是我维护我女儿真情的妆幌。我金子一般的心五年前便系着柳湘莲，不知他是否爱我。我爱得毫无理由，毫无希望。从那时起，我便把死带到了离爱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只不过那时我死了心地爱着他，现在我死了身来为此痴情划上句号。

我死而复生。看着“冷心冷面”的柳湘莲终于为我大哭一场，吐出“是我没福消受”的真情话，我感到了窒息后的欢畅。然而这仅仅是一瞬间，我竟怜悯起方才被我无所顾忌地放逐的如花似玉般的女儿身体。我祈祷死而复生的真正实现。我渴望流亡的灵魂重新安居在酥胸雪脯之中，以求与柳郎共度枕席之欢。死亡重新肯定了爱的真实含义，但死亡却不能使爱变得真实起来。不忍相别，终须离别，“从此再不能相见矣！”死亡撕毁了一切护照，将爱与被爱统统拦在了国境线之内。

一百年之后，我遇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吉卜赛女郎。她说她叫卡门，或者叫嘉尔曼。名字怎么写都无所谓，反正是个符号。我问她如何把死亡引到了爱情的身边？她挺着胸，微笑着说，卡门永远是自由的。她的眼光依然是野性十足的。她不再爱比才，她宁愿死在他的刀下来了结这一切。我知道死亡并不能向她证明爱的真实含义，她早在快活地活着的时候便已尝遍了爱的滋味。死亡只向他证明了不爱的无可动摇。在她，我想也许证明了她对斗牛士吕加的爱。

我和她相对而视。一方成了另一方的诠释者。风情体态，在我是为了拒绝不爱，在她是为了享受所爱。死亡，在我是为了证明我爱，在她却成了证明不爱。所以，我和她都选择了死亡，但死亡的方式却不同：我选择了自杀，她选择了他杀。

我不知道死亡究竟给爱增添了什么，死亡又给爱减损了什么。我只希望卡门向我承认死亡也证明了她对吕加的爱。但卡门微笑不语。

（二）情偶缺席与肉体缺席

你侃侃而谈。你滔滔不绝。你被你话语的对象深深吸引。

杜丽娘。一个以死而复生的方式刮起爱情旋风的美人，竟使你想到爱与死的不可逆性如何被话语的叙述彻底地解构。

她的故事可一分为二，以死亡为界：一边是走向死亡，另一边是死而复生。走向死亡的动机是情？你深表怀疑。杜丽娘养在深闺，从未接触过父亲和冬烘老学究之外的青年男子，情从何起？情由何生？你说汤显祖把杜丽娘放置在情偶缺席的舞台上演一幕催人泪下的爱情戏，这比曹雪芹让尤三姐五年前一见钟情于柳湘莲而今遭拒刎颈自杀更难。杜丽娘只能回视自己的深藏体内的欲望。那欲望因少女进入青春期而起。那欲望因情偶缺席而无所附丽。一团飘飘悠悠的云雾，分明在眼前袅动却无法揽进心怀的恍惚。《关睢》以诗歌语言的不确定性和能指所指关系的漂浮不定来满足杜丽娘对欲望的无以言说。春之神一面悄悄地驱动杜丽娘体内的性欲暗涌，一面华彩般地勾勒出“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同在的春景，明媚与阴郁恰好构筑起少女怀春的对应象征。于是你颇为得意地下结论：游园惊梦实现了杜丽娘从性苦闷到性幻想的心理转变。少女无言以对的生理性欲一旦成了允许虚构的心理情欲，缺席的情偶形象便由想象来填补。杜丽娘由此而迈出了走向死亡的爱之舞蹈。

你不想对杜丽娘死而复生后的事件絮絮叨叨。你把那称作另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按照摹本重构的后《西厢》。一个被现实的茧丝纠缠住想象的蝶翅而成的婚嫁蚕蛹。你斟字酌句地表述着这样一个意思：爱在死亡中是自由的，因为她只被要求倩魂与君共枕。而复生后的杜丽娘却是不自由的，她无法逃避让家庭和社会接纳这个占有和使用自己身体的男人。情偶不再虚化，他有了一个确切的名称：丈夫。爱情故事渗入了社会性的话语，便无可挽回地发散出婚姻的平庸叙述。

在走向死亡和死而复生两个故事的连接外，你发现了一个奇迹：爱与死的不可逆性在这里被消解。在死亡的冥河上，杜丽娘的一缕香魂乘着爱之幽舟四处游荡。你并不在意冥界描述中积演的文化一般模式。你感到惊讶的是，在这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中的旅行，肉体已不再参与，因而旅行成了真真实实的游荡，灵魂的游荡。然而，杜丽娘却在这种游荡中寻找肉体的交欢。当缺席者终于出现，心造的幻影成为血肉之躯的柳梦梅时，杜丽娘却成了缺席者。肉体的缺席并不能阻拦她投入交欢的搂抱之中。于是，爱与死在另一种逻辑中变得互逆。你坦言你的发现；在走向死亡的故事中，叙述的中心是性爱，汤显祖却将它化为情爱的话语；而在香魂游荡的过程中，杜丽娘的肉体缺席使叙述转为爱的缤纷异彩，汤显祖却反而再三地迷醉于性爱的语境之中。一个最有力的佐证是，那个弥漫着强烈性欲臊腥的石女道姑的性爱故事，恰恰是被汤显祖安插在这里。石女的无门可入，与丽娘的无形求欢，构成了对应的象征。由此，杜丽娘要求柳梦梅挖坟开棺以求肉体的复生便水到渠成。

你戛然而止你那小河淌泻一般的语流。你开始眯细着眼睛端祥这位被你的话语所激活的杜丽娘。

（三）殉情

殉情是爱与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当祝英台坐在一团喜气的花轿被抬往马文才家成亲的路途上，她的思绪是否随着花轿的悠然起伏而被颠回过去的时光？他不需要别人来回答。他只需要听众。祝英台一定想到她本来有很多机会去阻拦梁兄的死亡。同窗数载，爱在悠悠的岁月中滋生。为什么不露出些破绽让梁兄明白英台的女儿身，却反而在梁兄疑惑时百般遮掩？为什么十八相送时直截了当地表白内心的爱情竟这样困难？他竖起一根食指贴在肥厚的嘴唇中间。嘘！他知道这是女子的娇羞。然而，祝英台其实是在男人指定的形象里含情脉脉，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她只能充当爱情的俘虏，等待梁兄的主动掳掠。不幸的是，梁山伯多少有些女性化。他的愚钝不敏，他在恋爱上的被动态势，最终使这场难以言传的爱情被悬置起来。男人指定的女子形象，反过来将男人推向死亡的悬崖。

他当然不会忘记祝英台在楼台会时的女儿装。在无望的爱情行将闭幕时，她陷入了一个仪式的迷惑之中。一方面她将告别与梁山伯的师兄弟关系，浪漫将从此被放逐出心灵的绿地。另一方面她忍不住要揭开初恋的秘密，梁兄究竟爱不爱她？她将以此祭奠自己的悲哀。于是，女儿装成了有力的符号出现在仪式的系统之中。但她没有料到，符号的过于强烈的信息会震撼原有的生命结构，梁山伯终因不堪忍受的性别借代而被消解结构。爱与死的联结再次被实现。它的不可逆转使祝英台看清了爱与死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纵身跃入裂作两半的梁山伯坟墓。

殉情是无法更改的过去的一个弥补。殉情是痴情的一种极端表达。殉情使爱与死的逆转在想象中得到实现。

一双美丽的带着不可解花纹的蝴蝶翩翩飞舞。他说，这是一个永恒的迷。哪一只蝴蝶是祝英台的精灵幻化？在男人的蓝天下，祝英台是否永远是一只不可解花纹的蝴蝶？

三、慵倦

（一）女人的体态

我必须面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美女，但我怀疑我面对的杨贵妃果真是历史的真在。

于是我寻求符号表述的杨贵妃，却惊诧自己处在各种文本发出的喧嚣中。在“祸国”和“爱情”这两个文本里，我无法自拔。这都是男人的文本，交织着男人对美女的复杂情感。不全是爱。不全是恨。不全是恋。不全是惜。我因此而看见他们在自造的情理胶粘的泥潭里深陷。

弱水三千，我独取一瓢饮。相殊的东西在话语的叙述中不停地消逝，而众多文本的迭印处则凸现出贵妃之美的共识：慵倦。

我不知道白居易是不是第一个发现杨贵妃的慵倦之美。当他宽袍拢袖、长歌吟哦：“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他却当之无愧第一个成功塑造起杨贵妃的慵倦之美。女人的体态永远是男人对美的具体理解。品味这重彩浓墨的诗句，我仿佛想到曾经观赏过的许多西洋浴女题材油画中，并没有一幅制造过慵倦之美。语言的不透明性把女体的肉感刺激摈弃在审美眼光之外，慵倦这一与情欲有着密切关联的女人体态从而有可能升华为一种永恒的美，而白居易的全知全能型叙事视角，则加强了审美应有的距离感，给这幅语言涂抹成的浴女画镶上了镜框。我由此而不欣赏陈鸿在《长恨歌传》里取的叙事视角：“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令人想到唐玄宗掩身于重重帷帐后的窥视，全然破坏了杨贵妃的慵倦之美。

慵倦，意味着女人一任身体的自然放松而处于的无力状态。对丑女而言，这构成了男人对丑陋的印象。对一般女性来说，慵倦常常会被看着懒散的同义词。而对杨贵妃，出浴后的慵倦之态则凝固成中国传统审美经验中的永恒之美，尽管这审美经验往往会因距离感的丧失而滑向情欲那一边，但白居易的“娇无力”却永远是对慵倦之美的最佳陈述。

慵倦与占有欲毫不相干。它成了男人的无休止的渴望。它构成男人性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它因此而成为杨贵妃的文学形象美之主语代词。

（二）想象空间

人们称她为杨贵妃远远超出于直呼芳名杨玉环。他非常乐意从独特的发现开始他的语言创造活动。这与等级观念无染。同为中国四大美女的西施和王昭君，都有贵为王妃的地位，人们却习惯于称呼她们的姓名。杨贵妃已不再仅仅是历史上“实在”的美女，在民间的转述和文人的创造性话语中，她已成为无数“缺席”的雍容高贵之美的具像，而将“缺席”纳入“实在”的正是慵倦。

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灼热性爱情语境里，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处于雍容高贵地位的绝代佳人沉浸在永不魇足的爱河之后的慵倦。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类符号已无法表述备受宠爱的杨贵妃。爱得太多，爱得太深，爱使双方将各自的自我完全投射到情侣身上。爱成了永无休止的献出自己所能给予的，却又觉得够不着自己想得的东西时的精神上的慵倦。诗人的充满诗意的话语，将这种感觉不定永远地定格在杨贵妃的“文本”之中。

是的，慵倦之美在他看来已不再仅仅表现在杨贵妃出浴后的体态上，也不仅仅是贯穿在她沉浸爱河之后的疲惫心态上，他以为这是两种状态的不可分割，是心体合一的结晶，当然更主要的是人们在历时性的审美过程中的“缺席”聚焦。一个为人熟悉的例子是，梅兰芳在京剧《贵妃醉酒》中创造的贵妃形象，唱腔迤逦宛转，气声若断若续，体态婀娜恍惚，舞姿惆怅飘悠。表面上演的是美人的醉态，骨子里却写尽了雍容高贵女性的慵倦之美。酒与华清池的温泉水一样，使杨贵妃尽展体态之慵倦。酒力不胜而娇躯无力，酒后解脱致心乏毕露。酒毕竟不同于水，所以杨贵妃借酒浇愁，在里比多从恋偶型收回到自恋型的疲惫不堪的过渡中，心体合一地显露出美女的慵倦。

他若有所思地说，慵倦绝不是困倦、困乏、疲倦、疲惫、有气无力、精疲力竭之类语符的同义词。慵倦已成为人们对美女的想象空间的一种确认，是审美意象系列中的一个单项。由此，他更在意白居易对寻访太真的叙述：“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分明着意刻画出杨贵妃睡梦惊觉时的慵倦之美。他当然知道诗句中表现杨贵妃听到玄宗遣使造访时的急迫心情，以致未能整衣妆容出迎。但如果仅到此为止，诗情诗意便不足以支撑起。唯有慵倦之美，才是诗人的审美中心，才能将杨贵妃在天上除了等待，什么事都不干的慵倦写尽。他说谁若不信，不妨去看看陈鸿在《长恨歌传》中的描写，虽然杨贵妃仍在睡觉，却要等睡醒后“冠金莲，披紫绡，姵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才出迎方士，慵倦之态全然消失殆尽，而贵妃之美又在何处？

‘陆’ 中国古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研究

以古代文学女性形象对女性俗语的考证与置疑
摘要：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切入，进行了对关于女性的俗语的分析和论述，从而对一些俗语产生考证与反拨。目的是增加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俗文化的关注和认识，进而产生新的理解。
关键词：女性形象 俗语 考证与置疑

自古，关于女性的讨论就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外国有着名女性学者西蒙娜•伏波娃着有《第二性》，还有海蒂、福柯等哲学家；国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也涌现出很多女性问题研究者。那么，如此丰富的女性科学研究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姿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其中又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最为典型、有代表性，而表现在俗文化中就是社会上长期流行、甚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一些俗语（在此为研究方便，姑且将其称之为俗语）。本文将把这两者结合并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
让我们以自古写情的公认佳作开始：《西厢记》、《牡丹亭》与《娇红记》。《西厢记》中青春貌美的相国小姐莺莺“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出身高贵显赫，深受传统礼教文化熏陶，但当她在佛殿邂逅“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的张生时，便一见钟情，陷入相思。杜丽娘的故事更是一场压抑的春梦：游园时一见春色恼人莺燕成双，青春本性便迸发殆尽，随之梦中相会直至为情而亡。她自己都说：“吾今年区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还有一位女主角王娇娘却是比前两位成熟和理智得多，她与申纯的爱情是经反复试探和了解得以建立，共同的思想以及志趣是他们的爱情基点，类似宝黛之爱。至此，我们不难对所谓“一见钟情”之爱产生置疑：爱情的产生真的存在一见钟情这种可能吗？试想，纯真质朴的莺莺小姐在佛殿上见到的不是张生，而是另一个同样风流倜傥风度翩翩又满腹经纶的白面书生，她是否同样“一见钟情”？如果还不够说服力，那么杜丽娘梦中欢爱，梦醒后如果邂逅了另外一位柳梦梅，无疑仍会不顾礼法一晌贪欢。因为那个对象明显是春情萌发的产物，而非共同生活中产生的真挚的感情。包括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范二朗与周胜仙同样在酒楼上一见倾心，巧妙把自己的基本情况传达给对方，从而促成一段姻缘。清人李渔《十二楼》之首《合影楼》，写屠珍生和管玉珍由于见了对方在水中的倒影而一见钟情。简直其情。这些无疑都有强烈的传说、演绎色彩。纵观“一见钟情”模式，基本上都循着一条潜规则：偶然邂逅——私定终身——终成眷属（或双双殉情）。充斥其中的才子暮色，佳人怀春的实质无外乎情欲和寂寞并生的产物，“以色为先导，以欲为核心”，存在恋爱双方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多向选择的可能。这种“一见钟情”仅仅是在“正确的时间、地点，遇到正确的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与这种一见钟情模式比起来，《娇红记》的爱情更为可信，更有亲切感。这也许与其产生时代较晚相关。
结束对“一见钟情”式爱情的置疑，第二个俗语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这是个饱含悲情意味的题目，其中蕴涵着不少女性的血泪控诉。笔者分析了关于描写妓女、爱情的20篇古代短篇小说，粗略统计归纳出一个结论，即：团圆结局（包括历经劫难后的重生）有10篇，变鬼复仇类型的有2篇，悲剧结局有8篇，其中多为“负心汉模式”。这些故事都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有情礼合一的思想倾向，结果是负心汉受到各式各样的严惩，可以证明的很典型的例子是前文所提到的《西厢》的前身：《莺莺传》。张生移情别恋，始乱终弃，痛斥莺莺为“尤物”。这是作为维护封建道德的优秀文学作品，旨在“止淫奔”。还有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小玉从来未抱奢望和幻想，就算面对李益的海誓山盟，她也清醒地认识到李益“门族清华”，“自知非匹”，直至被丈夫以七出罪过休戚。她很清醒：“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更为震撼人心的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宋《醉翁谈渌》）。出于门阀观念、父为子纲这些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王魁辜负一心一意的桂英，枉她一片痴情。还有“秋扇见捐”的故事，汉乐府《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鲜活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这也印证古代弃妇形象成为一种典型形象的直接动因。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负心汉故事不胜枚举，归纳出一般模式是：女方有恩于男方——男方落魄后飞黄腾达——另觅新欢。虽然痴情后生的存在量不在少数，但古代女性特殊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似乎使人更加愿意相信“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更具有真实性。
第三句女性俗语中所包括的，有国破家亡、江山易主之痛，更有千金只为红颜之情，这就是“红颜祸水”。一方面羞羞答答承认“红颜”，另一方面更咬牙切齿痛斥“祸水”，这是奇特的矛盾统一。古今中外关于这句话的证明俯拾即是：“声色也，败德之具也。”，“由来倾国遗恨，在婵娟”……成为典故的就有商纣王为妲己建鹿台，周幽王为取悦褒姒而有骊山温泉华清池，更有千军只为红颜笑的烽火戏诸侯，美人艳笑和悠悠狼烟亡了商、周。还有“馆娃歌舞”：夫差迷恋西施，为之于灵岩上建馆娃宫，后被越所灭；“笑是金莲消国步”：六朝齐废帝东昏侯宠爱潘妃，为之造神仙、永寿二殿，凿为莲花以辅地，称潘妃行其上之态为“此步步生莲花也”；“玉树迷烟雾”：六朝陈后主沉溺声色，迷恋张丽华而作《玉树后庭花》……这些到底与真实历史有几分相同暂且不论，但文人对此的创作倾向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一个主题：红颜祸水。难道酿成祸水的罪魁祸首都归于娇柔红颜吗？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宰，为了社会的主宰，为了推卸本无法也不应推卸的责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幸好有明人陆人龙在《型世言》中所作《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翘儿为救家难，逼父母卖掉自己，落入娼家后又遇乱兵，在军中以美色（也算）运筹帷幄，救下当日的恩人华棣卿，又劝降徐海，使东南沿海一带免受倭寇之患，但最后也逃不过作为女人的注定悲惨结局：被逼沉江。作者也慨叹“红颜命薄如鹈翼一任东风上下飘。”像窦娥、赵五娘一样，忍辱负重，但又比她们高明地参与政事、救国于水火。名满天下的京城名妓李师师（《李师师外传》自宋《琳琅密室丛书》）不知是福还是祸地被宋徽宗发现并宠幸。金兵南侵，“河北告急”时，她积极资助抗金斗争，被汉奸张邦昌出卖后，愤然就义，以“色艺绝伦”的身体回报了故土，不知所谓“祸水”之“祸”从何来？清人陈树基有《苏小小慧眼识风流》：钱塘名妓苏小小，先委身于对她一往情深的阮郁，“有眼识人”，后又作出壮举，对落难的鲍仁慷慨解囊，助其成就功名大业，在世态炎凉中“颇识英雄”。虽终香消玉殒，但从衣锦还乡的鲍仁“人之相知，贵乎知心，他小小一女子在贫贱时能知我心，慨然相赠”的由衷赞美中，我们仍然清晰可见的，是小小的才识兼俱、侠肝义胆。这位“千秋义侠”之“祸”又从何谈起？娇俏红颜，或温存，或智慧，或贤良，或狭义，被强行扣上“祸水”之名，不得不说是社会和文化的悲哀。而让这些可人红颜去承担误国毁家的罪名未免有失公允，但历史从来为强权者所书，这便造就了她们永世的地域，翻身难矣！
下一句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在父母劝儿女擦亮眼睛为择佳偶时成为许多家庭必引之语。看起来确有几分道理。唐传奇《李娃传》讲荥阳公子命运不济，沦为挽歌郎甚至乞丐。在妓女李娃的精心护理下，终应试得官，恢复旧有地位，李娃也被册封为妍国夫人，二人结成百年之好。同为情人败落，赵春儿的命运可没那么幸运。《警世通言》中《赵春儿重旺赵家庄》中的纨绔子弟曹可成，挥金如土坐吃山空，毁了父母之家和自己与春儿的夫妻之家，更可气的是连春儿为养家而防绩的伴儿都被他卖掉。赵春儿可真谓“嫁错郎”，幸亏她还有先见之明，埋了“黄白之物”在地下，待相公醒悟后以解家难，才“重旺”了赵家庄。春儿也因其为人之善、谋虑之深、目光之远、心智之聪、意志之坚、持事之恒被奉为“有志妇人”。而作者冯梦龙对此却有训诫：“破家只为貌如花，又仗红颜再起家，如此红颜千古少，劝君还是莫贪花。”岂不可笑！春儿以自己的坚韧和意志重新唤醒了丈夫，振兴了曹家庄，尽管“嫁错郎”，却仍矢志不渝，创造了一个较为美满的团圆结局。但作者用她来“劝君莫贪花”！……更为广泛传诵的是《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和焦仲卿再恩爱再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迫于焦母的巨大压力，“新妇”仍“被驱谴”，她洒扫女红无不精通，又光彩照人，本应拥有古代女子期待中的相夫教子的美好人生，但事以至此又何尝不是因她“嫁错郎”？但这种认错人，爱错人，又跟错人而酿成悲剧的最为震撼的典型是杜十娘。这位京都名妓色美艺高，“浑身雅艳，遍体娇香”，声音“每闻绝调，辄不禁神魂之飞动，使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且道德高尚，蔑视鸨儿“贪财无义”，又贤良多情，与李甲“真情相好”，但结局却是与承载了她对未来夫妻生活的所有向往的千金宝箱一起怒沉于滚滚江涛。“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啊！悲剧气氛催人泪下。诸例可见，在古代，女性的幸福仅是男性垂怜时的随手一抛，这时嫁人就显得异常重要，所以“女怕嫁错郎”盛行数年且长盛不衰。

‘柒’ 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分析1500字论文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9/view-7076084.htm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骗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骗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

‘捌’ 《水浒传》中，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三位女将有何同异特点

顾大嫂:

胖乎乎的，满脸横肉“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孙二娘:

是十字坡黑店老板娘时：“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擦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眉横杀气，眼露凶光。”

扈三娘：

首次出场外貌描写：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斜踏。黄金竖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手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