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胡大一和胡大白什麼關系
胡大一和胡大白有可能是親戚或者是兄弟的關系,這兩個人的名字很像最後一個字不同,也有可能是兩個陌生人。
B. 胡大一的人物成就
胡大一教授率先在我國開展射頻消融根治快速心律失常技術,並向全國150多家醫院以及印度、越南、日本等國推廣普及此項技術,先後獲衛生部科技進步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注重循證醫學,倡導以預防為主,構建心血管疾病的全面防線,是中國循證醫學的開拓者。積極推動我國冠心病介入治療和心臟外科發展。在國內率先提出急診綠色通道的概念,收到了廣泛的社會效益,並積極在全國推廣。在進行臨床醫療工作同時不輟筆耕,在國內外專業雜志發表論文500餘篇,主編著作30餘部。目前承擔國家、省部級、國際合作科研課題7項。擅長心內科、心電生理、起搏器植入、臨床葯理。尤其在冠心病介入治療和我國心血管疾病預防醫學的發展方面作出了貢獻。多次組織牽頭或參與國際大規模、多中心臨床實驗,填補了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空白。
在人才培養方面,胡教授先後培養百餘名碩士、博士、博士後,桃李滿天下。為培養青年一代醫務工作者甘為人梯。在學科建設方面,積極推進心內、外科一體,兼顧兒科建設,創立先進科學模式,更好為病人服務,更利於學科發展。在我國心血管領域獨樹一幟。
胡大一教授的圖書《高血壓居家調養自療金典》《冠心病居家調養自療金典》《降血壓降血脂怎麼吃》已由青島出版社出版。
C. 胡大一教授怎麼能聯繫上
關於抗凝,西醫經驗比較多,當然觀點也在變,原來見到持續房顫就抗凝,現在主張評估胡大一教授是北京行善堂中醫創始人馬寶琳的研究生導師,也是行善堂學術專家委員
D. 為什麼沒人知道胡大一再婚的情況
胡大一教授主要在大學出診 平時好難預約到 而且他經常走東闖西地跑講座 建議可以在橙上面約他 最好提前三到四周
E. 胡大一在哪裡出診如何預約
胡大一教授主要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出診 平時好難預約到 而且他經常走東闖西地跑講座 建議可以在橙醫生上面約他 最好提前三到四周
F. 胡大一推薦的芯蕊康,是進口的有人用過嗎
是進口的國內有賣的,在京東商城就可以買到。
G. 胡大一的榮譽獲獎
獲多項國家級、省部市級科技進步獎,「國人長QT綜合征的臨床特徵、發病機制與治療方法研究」獲2005年中華醫學科技獎叄等獎。獲2001年「吳階平、揚森」獎醫學一等獎,2000年獲首都精神文明建設獎章,1998年北京市先進科普工作者獎、2005年獲「聯合國國際科學與和平周貢獻獎」、2006年獲「中國醫師獎」,2008年獲「健康奧運 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動」優秀工作者。醫學科普圖書兩次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H. 胡大一:我為什麼沒替內部人說話
中國教育制度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之久,它伴隨著中國走過了每一個朝代時期,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年代有著不完全一樣的教育制度,不同的選拔人才的方法。所謂制度即人才培養與選拔制度,其重要意義不亞於各個時期的任何一個。五千年的古國古的中華歷盡了滄桑,中華每個時期的各種不同的教育制度都有它自己的利與弊之所在,因此我們不應從單一的方面去否定或認定任何一種制度,而是應全面的去是審視它去了解它,從而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教育制度能夠找到更合適的制度而獻我們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中華的復興必須有結構完善制度完整的優秀的人才培養與選拔制度。
關鍵詞:制度 朝代 選拔 變革 教育 利弊
要想真正的透徹的了解中國的教育制度那麼必須從中國的教育的歷史開始,從歷史開始慢慢的向當今了解,最終會有一個完善的思路去審視中國的教育制度,從而從它的本質去發現中國教育制度的利與弊的所在。因此下文我們就要從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開始慢慢的走向現代的教育制度。
下面請看三個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人在批判中國現行高考制度時往往列出的一條罪狀是「壟斷了通向大學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聰明才智之士因分數低而進不了大學深造,其罪堪比科舉。」但就我所知,在唐朝,還有一種「公卷通榜」的亦可選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謂「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與「通榜」兩個內容。」公卷是指考生將平日詩文送至大儒處,經其傳閱評判,在評審圈中打響知名度。有人可能會聯想起今年高考時江蘇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盡相同。唐時「公卷」乃是出於考前,未考之時已有一定客觀地位,不必再經過考試,一經推薦即可任用,比如李白當官就不是考的。打個比方,我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們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為「公卷」。至於通榜,則是按照實際的來排定選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場上一日之發揮。這里有個有名的故事,說是主考杜黃裳請考生袁樞擬榜,袁自列第一,無人不服,傳成佳話。
(2)八股文八股文被人罵得很久了,彷彿一打它出生就是個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壞東西,在此要做一個小小的翻案。唐時科舉考的主要是古詩,因為「詩無達怙」,考官面對眾多水平不一的詩文難判優劣,故而改考律詩,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於列出一個客觀標准方便評判,這個制度好像沒看誰有過批判。 宋時考經義,不幸大道理人人會唱,也是難分高下,有關部門漸漸定出一定格式,這就成了八股了。前幾年有人批判過現行的應度作文,說這是「新八股」,現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賽作文改出來,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別先鋒特別的作品。但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為害的真正根源產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寫了一個與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筆再好也逃不脫殘酷的評判。由此可知,對八股的批判,我們不應滿足於平仄條框的突破,真正該做的是放寬主導思想對人的限制,認真執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藝「雙百方針」。
(3)明清兩代的進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選拔上採用一理性成熟之中進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針,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這些中了進士的人在京期間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數年閑賦期間檢古書,搜古董,拜師訪友。有時放往外地出任閑差,又可一識當地風土民情。此兩代傑出之士的學問大都如此養成。如清代曾國藩,中進士不過三十餘歲,卻已有遠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為之操心,安心讀書便是。
二.中國教育制度的利弊之所在
與以上插曲類似的是我國現在的大學,多數人在進大學之前還是除高中幾門課之外沒有任何學問基礎的,一經大學中數年修習,出校時已具一定的學問根基----這根基不僅是老師教的,其中大半要來自大學里的自學。這種情況在前幾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學生缺乏,一入大學門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讀書。現如今大學生分配不易,眾學生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藝者甚多而治學者少」。北大清華之類名校學術風氣較其餘學校為優,師資基礎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學生不必為前程過於擔憂,可專心治學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無論如何應看到,明清兩代的這項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現行的大學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學拒之門外,失掉文憑同時失掉深造機會的人來喊冤。因為高考大制度上的這項小制度為中國培養了大量人才,人們對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寬容。現在,這項小制度也漸漸失掉了它的魔力,我們還不應該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嗎?
試教育目前的兩個重要問題。
(一)基礎教育發展不足。《義務教育法》已經頒布接近20年,然而在西部等貧困地區,仍然存在大量的失學兒童。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國家投入資金的不足。以公共教育經費佔GDP 的比例,發達國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國年為3.19%,年為3.41%,均未達到國家制定的在年達到4%的目標。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經費就更慘,瑞典為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美元,中國僅為9.4美元(據《南方周末》年新年特刊)錢少尚不足惜,可嘆的是這一點錢還沒有用在理應承擔責任的義務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應依賴社會力量舉辦的高等教育上,中國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生均公共教育經費之比為1:1:23,而美國為1:3:2。目前,中國的公共教育經費92%花在了高教上。用8%的資金去保證義務教育?笑話! 如此錯誤的投資政策,教育行政部門的短視、無能和好大喜功要負主要責任!而在一些入學率尚可的地方,其入學率的實際意義讓人感到懷疑。在以升學為唯一目的的教學目標的指導下,重點中學、重點班級的建設是必然的,即使一個班級里,根據成績老師的態度也會分為三六九等,所以許多學校對於升學無望的學生基本上是放任自流。而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這些學生明顯的感到信任、關愛以及目標的缺失,他們在學校是處於一、種「入而不學」的狀態。這樣的入學率,不知道有什麼作用?所以,我個人認為,中國基礎教育的問題很大一部分原因要歸結於中國的教育制度。
(二)教育的結構性失衡。在現在的中,國技校、農校、師范類學校是人們心目中次一等的學校已是不爭的事實。造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人們的觀念,然而造成這一觀念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樣是中國的教育制度。以升學為目標的教育引起學生、家長和學校一味的追求更高的教育、更高層次的學校。這樣,農、技、師范類學校因其不起眼而被忽視;以升學為目標的教育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它使得學校忽視對學生的全面發展的教育,學生缺少大局觀、長遠的眼光,在缺乏足夠的觀察和能力的情況下,盲目的產生對農、技、師范類學校的歧視。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說都知道的話卻不是誰都懂。現在年薪幾十萬難求一名合格的高級技工已不是什麼新聞。場經濟規律驗證了由教育制度所引起的觀念的錯誤。以上兩點一點涉及到國民的平均素質,一點涉及到中國的人才結構,每一點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每一點有都由中國的教育制度而起,而中國教育制度最重大的缺陷之一便是教育行政部門職能的錯位。教育行政部門的改革勢在必行。
由於二十一世紀是人類社會最快的一個世紀,故而這個世紀內的制度與現實相適的時間也變得更短。中國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幾十年,弊端已經出現了,並且在日益擴大。把轉型時期的難以解決歸咎於人文教育的不足,但我們在教育方面的問題又豈只一個重理輕文?如果我們每一個人認真的反思之後就會發現現在教育最主要的弊端是有關部門對學校主要是對高等學校統得過死,使學校缺乏活力;部門應該管的事卻沒有很好地管起來;教育結構上基礎教育薄弱,職業技術教育發展不夠,高等教育內部的科系、層次比例失調;在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上陳舊落後,不同程度地脫離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落後於當代科學文化的發展。
魯迅曾經感嘆說中國的改革太難,即使是搬張桌子改個爐子幾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來,中國自己是不肯動的。現在包括所說的問題在內的諸多由教育考試制度引出的問題已經出現,改變是否已經出現?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樣如此。當年中國的第一所私立大學中國公學就是在陳天華蹈海之後建立起來的。出現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於改革必然會觸及舊制度下既得利益的利益,其主要如下:
(1)計劃經濟時期的慣性。 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國家主義的目標和價值具有很大的慣性,仍在當下的社會生活、公共政策制定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基本特徵是強調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強調效率和發展。為此,習慣性地主張強化的權力,國家掌控資源,實行集中計劃,在資源配置上存在城中心、效率優先、重點扶持、輕視和歧視民辦教育等價值特點,形成教育系統城鄉之間、重點學校與普通學校之間、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之間的「二元結構」。
(2)來自場的動力和價值。 場經濟的發育改變了教育的外部環境,使場機制、場價值等極大地影響了教育發展。教育消費、教育成本分擔、教育投資、教育服務之類的觀念深入人心,個人的教育權利和教育利益開始受到重視。它主張經濟效益和管理效率,傾向用企業管理改變教育管理。它推動了入學機會標準的多元化,同時具有將利益交換原則引入教育的傾向,試圖用「金錢面前的平等」改變「分數面前的平等」。它推動了教育地方化的發展,也產生了所謂的「地主效應」,如各地名牌大學招生本地化的趨勢。
(3)教育利益集團的特殊利益。 轉型期體制改革的重要特點被稱為是「內部人改革」,即在缺乏社會參與和利益博弈機制的情況下,由掌握重要資源的權力部門自己進行的改革。因而,在這一模式下的改革,其實際關注往往不是如何開放場,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務,以及通過管理改革提高效率,而是通過創收、收費等營利性的環節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公開地設租尋租。它造成了基於壟斷而產生的部門利益及特殊利益集團,造成扭曲的場和不公平競爭,極大地敗壞了改革的形象,引致人們對場化方向的懷疑,因而當前突出的教育問題,表現為如何處理與場的關系,如何確定和規范在場經濟環境中的功能、教育責任,奠定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在場經濟環境中,從事社會管理、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品的職能是明確而清晰的,與場有著完全不同的分工。就教育而言,的教育職能主要是承擔作為國民素質教育的義務教育的義務;在基礎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舉辦的公立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公平,尤其是保障處於不利地位階層和人的教育機會,不具有競爭、淘汰和尖子這樣的功能。教育的競爭性、選擇性、多樣化的服務等等,主要通過民辦教育和教育場體現。世界范圍內風行的新公共管理,與我國現實的「宏觀壟斷,微觀搞活」完全不同。其基本特點是打破對公共資源的壟斷,引入場機制改善公共資源配置和提供公品的途徑和方式,通過培育和發展場,擴大教育供給,增加教育的豐富性、選擇性和競爭性,並在這一過程中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的行政改革既不意味著轉嫁和下放責任,更不意味著尋求、擴大部門的特殊利益。
因而,不能認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場化改革走過了頭,需要強化傳統的集中權力和行政控制,而是需要擯棄「偽場化」改革,改變被權力扭曲的教育場。一百年和二十年教育體制改革的歷程告訴我們,教育體制改革是最重要的教育改革。
三.對中國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點建議
教育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包括在現實的體制和社會制度中,如何建立與學校的正確關系;在場化的社會環境中,如何確立與場在發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與地方管理教育的許可權和關系,促進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學術與的關系,促進學術和學術,以保障學術研究的高水平和創造性;在各級各類教育中,建立以人為本的管理制度等等。具體的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學校管理體制改革,公共教育財政制度的建立,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現代學校制度的建立,考試、評價和用人制度改革,決策科學化、化和社會參與制度的建立等等許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需要按照有限、依法行政等行政體制改革的原則,落實《行政許可法》和其他法律、法規,改革高度集中、大一統的教育管理體制,使教育主管部門的行政職能從管理型、計劃型向指導型、服務型轉變。通過教育管理權的下放,落實學校辦學自,以恢復教育的活力、創造力和多元化,實現學校的自主性和管理的化。
中國教育制度(人力資本生產制度)必然發生變遷。變遷的方向是:國家主導下的場化,即在國家的控制、指導、調節或准許下,使場機制的作用在教育與培訓領域得到逐步發揮和全面貫徹。理由如下:
第一,國家的主導作用具有必要性。 在中國,黨、和全國人大三位主體,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標函數。由這三位主體構成的「國家」,內部交易成本較低、工作效率較高,功能強大,控制和主導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是在國家的完全控制、指導、調節下發生的。人力資本生產制度變遷,作為經濟和社會制度創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國家的主導下,才可能順利實現。違背或不順應國家意志的制度創新活動,現期內,至多是短期內,可能會有「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創新的邊際成本就會高於邊際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經濟和社會制度創新的方向具有決定作用。 人力資本生產制度,是社會系統中具有開放性的子系統,主要功能是為經濟建設服務。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導致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發生變遷。變遷過程遵循一定的內在規律,但變遷方向主要決定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在國家的主導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場化方向的變遷。競爭機制和價格制度,不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得到全面應用,而且廣泛作用於教育與培訓、科學研究、技術創造、保健、文化繁榮、社會保障、非營利部門和組織管理等多個方面。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的創新過程已經開始,競爭機制和價格制度正在教育與培訓領域逐步實施。
第三,國家與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的關系具有歷史性。 在西方國家,現代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於宗教和非宗教民間組織和個人發起的教育活動。目前,在歐洲和美國、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發達,著名高等學府的舉辦者多數是民間法人而非。非公立教育制度的變遷會受到政策的影響,但主要取決於民間舉辦者的決策。與西方國家現代教育的發展史不同,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是在主導下的發展。自年清創辦第一所國立大學——京師大學堂,至年中華共和國成立,在這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盡管出現了由教會等民間組織和個人舉辦的私立教育機構,但從未獲得充分的發展機會。處於支配地位的始終是國立教育。
第四,國家與人力資本生產制度的關系具有現實性。 年至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教育基本上處於國有國營狀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非公立教育有所發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國教育制度的絕對主體。國有教育與培訓制度的創新,自然必須由所有者主導和參與。事實上,迄今為止所進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創新活動,無一不是在國家主導下發生的。
中國的文明、社會進步、可持續發展都有賴於先進的、真正能夠興國的教育。面向21世紀需要新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理想,改革需要奠定清晰的價值和目標。需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與建設場經濟體制和發展的社會現代化方向相一致,中國教育的基本價值至少應當包括以下方面:
1.教育的普及性現代教育的歷史,就是不斷普及和擴大教育的歷史,通過更大程度地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從而提高民族素質,滿足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對教育的需求,增進和擴大社會。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和旺盛的教育需求,我們特別需要弘揚中華民族重教興學的精神和民間辦學的優秀傳統,進一步開放教育,解放教育生產力。這也是「窮國辦大教育」的一個必由之路。同時,需要發展信息時代以通訊技術和網路為主的各種新的教育方式和途徑,在終身教育的視野中,構建學習化社會的教育制度。
2.教育的公平現代教育不僅是經濟建設的「發動機」、科技發展的「加速器」,也是社會的「穩定器」和「平衡器」。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進程中,促進社會公平和教育公平不僅是一種理想,也是一個現實的發展目標。當前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導致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需要通過有效的公共政策,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努力縮小而非人為擴大客觀存在的各種教育差距和社會差距。
3.教育的性在我國的現實中,這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重建教育的公共性。它意味著要通過制度創新,分散和下放管理權力,促進辦學體制的靈活性和多樣化使教育重新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生機盎然的事業。在教育多元化、社會化、地方化的格局中,重建教育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性。與此同時,需要確立學術、學術自治、師生平等、社會參與等價值觀念,確立知識分子的學術權利和在教育、科研中的中心地位,建立科學化、化的教育決策體制和機制,建立學校與家長、社區緊密的參與機制。
4.教育的人文性/現代教育具有人力資源的和人的發展這樣相輔相成的兩翼,必須在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的兩種價值之間保持恰當的平衡,重視教育樹人育人、文化傳遞、社會整合等非功利價值,防止經濟主義、科學主義、能力主義、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對教育的傷害,防止教育的失衡和異化。確立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的教育價值觀念,是指與學科中心、考試中心的價值觀念相反,圍繞青少年生長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的的教育、活的教育、有用的教育,以培養具有良好素質的現代社會的合格公民。同時,使各級學校成為社會和社區的文化中心,使教育成為社會文明和道德的燈塔,成為文化傳承和創新的源泉。
5.教育的實用性以來,在我國學校教育的現實中,理論與實踐、學校與社會、學生與社會生活相脫離的弊端特別嚴重。因而,造就一種實用性、適用性的教育仍然是必要和重要的追求。教育應能適應社會發展和經濟生活的需要,滿足青少年成長的實際需要,能夠切實地改善人的生存處境和提高生活質量。這樣的教育必然是因地制宜的、靈活的和多樣化的,它有賴於教育管理體制的地方化,以及使學校真正擁有辦學的自。
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一方面,教育體制改革仍然任重道遠,有許多基礎性的工作要做;另一方面,教育體制改革無法只限於在教育內部展開,需要整個社會的觀念及其相關體制的協同與促進。此外,教育體制改革的機制和方法也需要改變。為現實地推進教育體制改革,不僅要提出理想和目標,而且要做出具有操作性、技術性的設計,找到行之有效的途徑和方法。例如,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最集中地反映了與學校、行力與學術權力的失衡等矛盾和問題。新出現的高等學校轉制和高校建立教授委員會的改革,顯示高等教育改革既是宏觀教育體制改革的重點和難點,也是一個可能的突破點和生長點。一場有效的教育變革,應當是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是自上而下的導向與自下而上的社會需求、場力量的有機結合。
當前的許多教育改革,缺乏的主要是後者,因而往往聲勢浩大而收效甚微。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公共政策、公共議程的啟動機制,使得廣大眾最強烈的意願和需求真正能夠影響教育變革。公眾參與是一種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啟動機制。自上而下的教育體制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啟動和推動。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使、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形成一種「對話」環境,形成恰當的動力組合,從而現實地推動教育改革的進展。此外,自下而上的啟動來自基層的教育改革實踐。有一位改革家說得好:「中國社會所有面上的問題,都有點上的經驗。缺乏的是肯定、總結、宣傳和推廣。」從中國基層的現實中生長出的教育改革實踐,對於解決中國問題無疑最具說服力和可推廣性。無論山西柳林縣前元庄學校實行村校一體、三教一體的改革,還是銅陵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均衡化的實踐,都告訴我們基層、地方、民間的創造活力。總結、提升和推廣這些經驗,不僅是對公共政策、制度改革的推動,本身就是一個教育化的生長過程。
新中國成立後最偉大的決策莫過於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它停止了中國跳躍歷史階段的錯誤路線,開始正視現實,實事求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冰山開始被逐一擊破。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個既明顯又隱蔽的現實擺在了我們面前,中國的教育制度應該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最後的堅實堡壘之一。
I. 胡大一的介紹
胡大一(隨母姓),男,1946年7月生於河南內黃縣宋村鄉北溝村人,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突出貢獻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專家津貼。著名心血管病專家、醫學教育家。首都醫科大學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研所所長、心內科主任,北京同仁醫院心血管疾病診療中心主任,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分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北京心血管病分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循證醫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心臟起搏與電生理分會主任委員,及國內外重要學術團體委員,並擔任《中國醫葯導刊》主編,《中華心律失常學雜志》、《中國介入雜志》等多種國內外雜志副主編、編委。